717、樊文良论国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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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顿好老胡后,彭长宜又找到服务员,告诉她客人喝了酒,让她过一段去看看,嘱咐好了服务员,他才轻手轻脚地下了楼。
  他看见王圆和女领班在楼道里说话,才知道樊书记没有去休息,他们还在会客室。
  于是自己也推门进去了,朱国庆、高铁燕和古华还都在。
  彭长宜便悄悄坐在旁边,听着樊书记说话。
  樊文良说道:“基层工作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好干,一哄而上是最简单最省事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有些工作需要这种冒进和一刀切的手段。现在人们习惯拿当时的大跃进说事,甚至评判有多么多么的错误。”
  说到这里,樊文良的眉头皱了一起,说道:“现在你评判它是错误,但是在当时这种声音并不是主流,我们是以后来人的眼光在审视当年的事情,这是不科学的态度,包括对以往各次历史事件的评判,其实都歉科学,原因就在于你是带着后来者的眼光看的。就说当年的大跃进,主席自己也知道,但是没办法,我们建国后十年了,就需要这样一种精神,一种全民参与建设新中国的热火朝天的精神,冒进是难免的,但是如果在精神与冒进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无疑,我也会选择精神。”
  “精神,其实是一个国家的精髓,即便这件事是失败的,但是只要有精神在,有这么一种不甘落后敢于强大的精神在,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事实证明,在当时国内国际那样一种大环境中,这种精神还是需要的。”
  他喝了一口水,又慢条斯理地说道:“如果你们意识到眼下大办经济实体这项工作会有危害,那就尽量规避,能规避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国家领导人也讲过,我们是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吗,既然是摸石头过河,就谈不上正确不正确,只有科学不科学。正确不正确,该不该是后来人评判的事。”
  “什么事都是这样,有利有弊。你们能意识到的,肯定钟鸣义也会意识到,但是没办法,要出政绩,要搞试点,要推行某项举措的时候,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的做法。在基层施政,不用这种极端的手段难以达到预期的结果。1978年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各级干部的意识形态和行动法条,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转型。”
  “无论是锦安市还是我们关岛市,和全国各地一样,都受这种气候的影响,中心任务和政绩考核受到大气候和小气候的影响。大气候就是中央和京州省的大政策和大形势,小气候则是本地的政策和形势以及亢州本身的实际。中国行政管理的“行政逐级发包制”以及目标任务逐级分解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基层的干部们‘干什么’以及‘怎么干’的问题,这使得成就和损失都可能很大,从而成为一个体制性问题,直到现在,不说锦安,就说亢州,在近十多年来的发展中,深深打上了这个体制性烙印。”
  周围的人都在静静地听着。
  樊文良又说:“锦安市原来是农业市,亢州则是农业县,都面临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问题。所以1978年以来,我们的中心任务和政绩考核都是围绕‘农’和‘工’来做文章。大体来说,1990年之前基本是农业为主的时期,1990—1995年是工农并举的时期,1995年以后肯定是要以工为主的时期。从三个产业的构成来看,1991年以前,第一产业都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以后则逐年下降,第二产业在1995年开始和第一产业平分秋色,各占国民生产总值40%左右,以后这个比例还会逐年增加。钟鸣义这个手法你们说是大跃进也不为过。”
  彭长宜在组织部工作多年,他深深地能体会到樊文良说的这一点。
  在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形势下,亢州的每任书记的施政理念和中心任务都是继承和创新并举。
  历任市委书记基本是一张蓝图绘到底。而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等一些硬指标,历任市委书记则是各绘蓝图,各有其理念和主张。
  樊文良的前任书记是亢州本地人,是亢州市任职时间最长的市委书记,比较清廉,作风踏实,重视农业,谨慎,务实,维护亢州利益,不折腾,保守守成的那种,对干部使用上力度不大。
  樊文良则是对亢州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任市委书记,也是被后人认为是最有魅力最有效仿价值的市委书记,他继承了前任“不折腾”的理念,作风稳健、扎实,懂经济,不追求政绩工程,是亢州历史上首次提出工农并举,工业立市、工业富市、工业强市的市委书记,同时在农业上,重点抓了农业结构调整。使亢州开始走向强市,并被列入全国首批500强市县。
  他在任时另一个对亢州产生深远影响的就是会使用干部,干部搭配合理,每年都会恰当的调整干部,这样既能保证干部队伍的生命力,又能较好地激发干部们的积极性,当然,在这一点上,与组织部长王家栋的密切配合分不开。
  到了钟鸣义这任,他有些刻意地要在亢州印上自己的印记,尽快消除樊文良的影响,比如下车伊始就免了两个科级干部,在他就任市委书记期间,对干部使用力度很大,能上能下,随意性较强,干部们时刻提心吊胆不说,在背后还怨声载道。
  钟鸣义在任期间,在工业上,大办经济实体和个体私营经济,在农业上,推行高产高效的示范园区和小康村的建设,更以急躁冒进著称,使得他在任期间,亢州经济损失较大,留下的后遗症较多,另外,圈子思想严重,完全背离了前任樊文良的工作思路,使干部一时难以适应,当然这是后话。
  樊文良说得没错,一个地方的发展,一把手是关键,因此很多干部称地方经济为“一把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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