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7章 战略与战术（中）
战略与战术不是一回事。
墨家讲究民主集中制，但上之所是皆是和上有过则谤焉的度把握起来很有难度。
这一次围城战略，以及围城之后利用各国使节组成的参观团迫使各国花费高昂的代价修筑新式火药时代堡垒的事，按说这些师级干部并不需要讨论。
但泗上一直奉行的就是连长接受旅帅副旅帅的教育这样的制度，这一次讨论也是希望能够开拓这些师级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
六指问过之后，一名师长举手后道：“此事依我看，利大于弊。”
“泗上的体系、税收、人均粮食产量这都不是其余诸侯能比的。”
“即便以我们泗上之富庶、民众之一心，依旧也只能选择在菏泽陶丘方向修筑足够的堡垒。”
“换做魏韩，他们倾全国之力，恐怕也只能选择在边境地区修建几座、在都城附近修建。”
“但这样会极大地耗费他们的国力。如果给钱，那么赋税必重；如果不给钱，民众必怨。”
“修筑这样的堡垒，不是以往夯土筑城，皇父一族执掌宋国二十年，与我们多做贸易，也不过堪堪修了两座有棱角的城邑。”
“而且，这种城邑，非是我们攻不下，只是攻取有些麻烦。他耗费国力去修，最多也就阻拦我们一个月两个月，并无什么意义。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野战。”
这名师长的话引来了许多人的赞同。
他们作为高级军官，很清楚修建一座这样的城邑防御体系需要花费多么大的代价。
以泗上的富庶程度，也只是选择修筑了沛邑、彭城，以及菏泽陶丘齐鲁西南方向的一片堡垒区。
整个修筑的方式需要国力作为基础，而国力基础需要变法作为底蕴，然而变法又必然损害旧贵族的利益，同样修筑堡垒需要极多的人力，民众也会不满。
长期来看，如果能够把各国拖入到边境堡垒城邑竞赛的境地，这是有利的。
其实在这之前，各国已经被拖入了这种军备竞赛，只不过各国修筑的多是长城。
楚长城、齐长城、魏长城、赵长城……这些长城是冷兵器和青铜时代防御体系的最优解。
伴随着火药、铜炮、几何学、爆破攻城法、坑道接近法的普及，使得长城体系的性价比变得很低。
从四方城到星状堡，这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
当年墨家和越国的泗上霸权战争中，适用新式攻城法数日破城，天下震动，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墨家在市井报刊中写的“理性的胜利、几何学的胜利、天志的胜利”。
由原本依靠经验的攻城法，变为了几何学的角度、夹角、平行、垂直、边长、接战长度等等，将高深莫测的战争学术变为了可以推论的九数几何，为的就是理性思维的胜利。
短期看，各国都会发展，可能对泗上不利。
长期看，理性思维的发展，使得市井之中的有闲阶层越来越倾向于墨家，这对泗上极为有利。
如今这一次攻城参观和拖各国进入堡垒军备竞赛，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这件事就像是后世的郑国渠。
就算各国知道这是泗上想要消耗各国的力量，疲敝各国，问题是就算知道也得修——尤其是如果砀山很快被攻陷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旧式的防御体系和守城手段，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的物质基础。
不修的话，有楚人在之前齐墨战争后不久曾评价过，以楚国二十年前的两筑法建造的国都，可能在墨家攻城部队的攻击下撑不过两天。
齐墨战争，泗上开创了新的战争模式，长途奔袭、野战决胜、围齐救费、围城打援等等调动敌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的作战方式。
这种作战方式下，攻城战和守城战的重要性就体现的淋漓尽致。
如果当年齐国能够守住平阴、守住历城，泗上哪里有机会作出直插临淄的姿态？
如果平阴、卢城之类的城邑可以防守三个月以上，各国诸侯必然会作出反应，墨家的处境就会极为不利。
如果齐国可以有信心守住临淄，那么大军就不必回援，到时候先撤军的就是泗上义师……
种种这些，都是第一次中原大战之后各国的经验总结。
于是修筑新的城邑防御体系，这就是各国就算知道墨家这是在疲敝他们也不得不做的事。
尤其是一些交通要道，如果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堡垒要塞，就算墨家要绕开，那么必然要留下一部分部队围城、监视、守护自己的补给线，这就会导致兵力分散，攻势越来越弱。
但也正像是这个师长所言的，修筑这样的堡垒，不是哪一个诸侯都修的起的。
泗上可以那么修，靠的是宣扬民众一心、靠的是超额利润、靠的是商品倾销利润。
国力的差距就体现在这，譬如如今的韩国，让韩国二十年内修出来泗上的菏泽陶丘防线的筑垒区，整个韩国必然要民怨沸腾、贵族造反。
修堡垒需要人、钱。
可人和钱从哪来？
农兵体系之下，人还需要承担赋税、粮食生产、军械制造，空出来这些人别的地方就要减少。
贵族封建体系下，贵族封地自己修不起这样的城防体系，国君派人去修贵族会同意吗？贵族就算同意，国君会傻到给贵族们修一座将来可以对抗中央的堡垒城邑？
这和后世修郑国渠、和西门豹在邺城修水渠导致人民怨怒还不是一回事。
水渠修好了，灌溉农业立竿见影，最多三年民心尽复。
堡垒城邑呢？民众去服劳役修筑，家里的税继续要缴纳，贵族的高利贷天天逼债，自己的土地被那些不需要服劳役的人买走抢夺……民众若是能愿意就鬼了。
当年宋国就是农闲时候修了一下商丘城，民众们就狠狠地发牢骚，顺便还一顿嘲讽监督他们筑城的贵族，细数那贵族的丢人事儿。
如今墨家的思想传播的如此迅速，每一次集结数万人一起干点什么，那就是一次墨家宣义部的狂欢，各种理念会像野火一样在民众中传播：本身民众被束缚在土地上，所知的天下不过是百里之内，正愁宣传困难呢，诸侯们主动帮忙把民众集结在一起，这些诸侯可不就是墨家宣义部的成员吗？
所以这师长说，长远看，各国内部矛盾必然要绷不住炸掉，几乎是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
这是战略方面的。
有人认同，也有人补充。
另一名师的墨者代表道：“除此之外，城邑堡垒的作用，只是迟滞我们的行军和补给，但最终决胜的还是依靠野战。”
“野战需要的是新的军制，新的军制又必须和新的土地制度、政治制度相符合。你不可以想象农兵制度下的常备军，也不可想象井田制被破坏、村社瓦解之下的乡射射手，这是一样的道理。”
“这样的堡垒修建起来昂贵，配套的九数、几何、火炮炮手的教育；火枪手的训练、一支可以解围可以野战的常备军……这些涉及到的都不只是修堡垒这么简单。”
“短期看，可能会对我们将来作战产生影响，比如如果齐人在一些重要城邑修筑了新式城防，我们就需要更久的时间攻下，齐人就可能集结更多的军队。”
“可中期看，这件事必然要催生各国的内乱。君权、贵族、庶民、税收、劳役……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政令就可以解决的，欲变法，没有不流血的。”
“长期看……长期看，我们已经使得天下大利，那些城邑堡垒也不过只是九州的一部分，可以拆了，也可以留着，并无意义。”
“既然我们短期之内并不想和天下诸侯作战，那么短期内的弊端对我们就没有效果，等同于不存在。”
“既然我们不可能允许旧贵族们继续这样统治天下、残害天下民众，那么长期的利弊也不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既然只考虑中期，那么利必然是大于弊的。就算城邑再坚固，也需要有人去守卫，各国内部一乱，就算城邑再坚固，那也就像是泡在水里面的纸一样，轻轻一撕就会碎掉。”
这不是他们这些高级军官在学堂里学到的东西，但也可以说这是他们在学堂里学到的。
泗上的高级的军政大学教授的都是方法，就像是百家争鸣常说的“道”、“术”之别；“器”、“道”之分一样，他们学到的可能只是方法，但方法却可以分析出许多他们需要学但自己就可以领悟出来的道理。
泗上的这些高级军官心中的预期，是十年之内和诸侯决战，最多也不过二十年。
因为……当年禽滑厘重病之后，适提出的第一条意见就是防止再出现禽子高龄重病这样的情况，巨子的任期最多两任二十四年。
如今已经过去了五年，高级军官们都明白，难道巨子会放任这样一个大利天下的机会让给下一任吗？
既然有个时间的预期，再分析利弊就有了范围，若是以五十年论，堡垒和军改催生了各国变法，那么对于泗上肯定不利；问题是五十年的事，这些人觉得并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五十年太久，三年太短，十年二十年却正好。十年，恰恰会是最为尴尬的时候，旧法疲、新法未定的时候。
修筑堡垒、改革军制，最终比拼的是国力，国力的比拼拼的是制度、科学、技术、组织力，以及……哪一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把该流的血流完，不流血怎么变法呢？尤其是要变的，是有能力让王权也流血的封地贵族的法，哪能不流血呢。
墨家讲究民主集中制，但上之所是皆是和上有过则谤焉的度把握起来很有难度。
这一次围城战略，以及围城之后利用各国使节组成的参观团迫使各国花费高昂的代价修筑新式火药时代堡垒的事，按说这些师级干部并不需要讨论。
但泗上一直奉行的就是连长接受旅帅副旅帅的教育这样的制度，这一次讨论也是希望能够开拓这些师级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
六指问过之后，一名师长举手后道：“此事依我看，利大于弊。”
“泗上的体系、税收、人均粮食产量这都不是其余诸侯能比的。”
“即便以我们泗上之富庶、民众之一心，依旧也只能选择在菏泽陶丘方向修筑足够的堡垒。”
“换做魏韩，他们倾全国之力，恐怕也只能选择在边境地区修建几座、在都城附近修建。”
“但这样会极大地耗费他们的国力。如果给钱，那么赋税必重；如果不给钱，民众必怨。”
“修筑这样的堡垒，不是以往夯土筑城，皇父一族执掌宋国二十年，与我们多做贸易，也不过堪堪修了两座有棱角的城邑。”
“而且，这种城邑，非是我们攻不下，只是攻取有些麻烦。他耗费国力去修，最多也就阻拦我们一个月两个月，并无什么意义。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野战。”
这名师长的话引来了许多人的赞同。
他们作为高级军官，很清楚修建一座这样的城邑防御体系需要花费多么大的代价。
以泗上的富庶程度，也只是选择修筑了沛邑、彭城，以及菏泽陶丘齐鲁西南方向的一片堡垒区。
整个修筑的方式需要国力作为基础，而国力基础需要变法作为底蕴，然而变法又必然损害旧贵族的利益，同样修筑堡垒需要极多的人力，民众也会不满。
长期来看，如果能够把各国拖入到边境堡垒城邑竞赛的境地，这是有利的。
其实在这之前，各国已经被拖入了这种军备竞赛，只不过各国修筑的多是长城。
楚长城、齐长城、魏长城、赵长城……这些长城是冷兵器和青铜时代防御体系的最优解。
伴随着火药、铜炮、几何学、爆破攻城法、坑道接近法的普及，使得长城体系的性价比变得很低。
从四方城到星状堡，这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
当年墨家和越国的泗上霸权战争中，适用新式攻城法数日破城，天下震动，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墨家在市井报刊中写的“理性的胜利、几何学的胜利、天志的胜利”。
由原本依靠经验的攻城法，变为了几何学的角度、夹角、平行、垂直、边长、接战长度等等，将高深莫测的战争学术变为了可以推论的九数几何，为的就是理性思维的胜利。
短期看，各国都会发展，可能对泗上不利。
长期看，理性思维的发展，使得市井之中的有闲阶层越来越倾向于墨家，这对泗上极为有利。
如今这一次攻城参观和拖各国进入堡垒军备竞赛，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这件事就像是后世的郑国渠。
就算各国知道这是泗上想要消耗各国的力量，疲敝各国，问题是就算知道也得修——尤其是如果砀山很快被攻陷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旧式的防御体系和守城手段，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的物质基础。
不修的话，有楚人在之前齐墨战争后不久曾评价过，以楚国二十年前的两筑法建造的国都，可能在墨家攻城部队的攻击下撑不过两天。
齐墨战争，泗上开创了新的战争模式，长途奔袭、野战决胜、围齐救费、围城打援等等调动敌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的作战方式。
这种作战方式下，攻城战和守城战的重要性就体现的淋漓尽致。
如果当年齐国能够守住平阴、守住历城，泗上哪里有机会作出直插临淄的姿态？
如果平阴、卢城之类的城邑可以防守三个月以上，各国诸侯必然会作出反应，墨家的处境就会极为不利。
如果齐国可以有信心守住临淄，那么大军就不必回援，到时候先撤军的就是泗上义师……
种种这些，都是第一次中原大战之后各国的经验总结。
于是修筑新的城邑防御体系，这就是各国就算知道墨家这是在疲敝他们也不得不做的事。
尤其是一些交通要道，如果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堡垒要塞，就算墨家要绕开，那么必然要留下一部分部队围城、监视、守护自己的补给线，这就会导致兵力分散，攻势越来越弱。
但也正像是这个师长所言的，修筑这样的堡垒，不是哪一个诸侯都修的起的。
泗上可以那么修，靠的是宣扬民众一心、靠的是超额利润、靠的是商品倾销利润。
国力的差距就体现在这，譬如如今的韩国，让韩国二十年内修出来泗上的菏泽陶丘防线的筑垒区，整个韩国必然要民怨沸腾、贵族造反。
修堡垒需要人、钱。
可人和钱从哪来？
农兵体系之下，人还需要承担赋税、粮食生产、军械制造，空出来这些人别的地方就要减少。
贵族封建体系下，贵族封地自己修不起这样的城防体系，国君派人去修贵族会同意吗？贵族就算同意，国君会傻到给贵族们修一座将来可以对抗中央的堡垒城邑？
这和后世修郑国渠、和西门豹在邺城修水渠导致人民怨怒还不是一回事。
水渠修好了，灌溉农业立竿见影，最多三年民心尽复。
堡垒城邑呢？民众去服劳役修筑，家里的税继续要缴纳，贵族的高利贷天天逼债，自己的土地被那些不需要服劳役的人买走抢夺……民众若是能愿意就鬼了。
当年宋国就是农闲时候修了一下商丘城，民众们就狠狠地发牢骚，顺便还一顿嘲讽监督他们筑城的贵族，细数那贵族的丢人事儿。
如今墨家的思想传播的如此迅速，每一次集结数万人一起干点什么，那就是一次墨家宣义部的狂欢，各种理念会像野火一样在民众中传播：本身民众被束缚在土地上，所知的天下不过是百里之内，正愁宣传困难呢，诸侯们主动帮忙把民众集结在一起，这些诸侯可不就是墨家宣义部的成员吗？
所以这师长说，长远看，各国内部矛盾必然要绷不住炸掉，几乎是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
这是战略方面的。
有人认同，也有人补充。
另一名师的墨者代表道：“除此之外，城邑堡垒的作用，只是迟滞我们的行军和补给，但最终决胜的还是依靠野战。”
“野战需要的是新的军制，新的军制又必须和新的土地制度、政治制度相符合。你不可以想象农兵制度下的常备军，也不可想象井田制被破坏、村社瓦解之下的乡射射手，这是一样的道理。”
“这样的堡垒修建起来昂贵，配套的九数、几何、火炮炮手的教育；火枪手的训练、一支可以解围可以野战的常备军……这些涉及到的都不只是修堡垒这么简单。”
“短期看，可能会对我们将来作战产生影响，比如如果齐人在一些重要城邑修筑了新式城防，我们就需要更久的时间攻下，齐人就可能集结更多的军队。”
“可中期看，这件事必然要催生各国的内乱。君权、贵族、庶民、税收、劳役……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政令就可以解决的，欲变法，没有不流血的。”
“长期看……长期看，我们已经使得天下大利，那些城邑堡垒也不过只是九州的一部分，可以拆了，也可以留着，并无意义。”
“既然我们短期之内并不想和天下诸侯作战，那么短期内的弊端对我们就没有效果，等同于不存在。”
“既然我们不可能允许旧贵族们继续这样统治天下、残害天下民众，那么长期的利弊也不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既然只考虑中期，那么利必然是大于弊的。就算城邑再坚固，也需要有人去守卫，各国内部一乱，就算城邑再坚固，那也就像是泡在水里面的纸一样，轻轻一撕就会碎掉。”
这不是他们这些高级军官在学堂里学到的东西，但也可以说这是他们在学堂里学到的。
泗上的高级的军政大学教授的都是方法，就像是百家争鸣常说的“道”、“术”之别；“器”、“道”之分一样，他们学到的可能只是方法，但方法却可以分析出许多他们需要学但自己就可以领悟出来的道理。
泗上的这些高级军官心中的预期，是十年之内和诸侯决战，最多也不过二十年。
因为……当年禽滑厘重病之后，适提出的第一条意见就是防止再出现禽子高龄重病这样的情况，巨子的任期最多两任二十四年。
如今已经过去了五年，高级军官们都明白，难道巨子会放任这样一个大利天下的机会让给下一任吗？
既然有个时间的预期，再分析利弊就有了范围，若是以五十年论，堡垒和军改催生了各国变法，那么对于泗上肯定不利；问题是五十年的事，这些人觉得并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五十年太久，三年太短，十年二十年却正好。十年，恰恰会是最为尴尬的时候，旧法疲、新法未定的时候。
修筑堡垒、改革军制，最终比拼的是国力，国力的比拼拼的是制度、科学、技术、组织力，以及……哪一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把该流的血流完，不流血怎么变法呢？尤其是要变的，是有能力让王权也流血的封地贵族的法，哪能不流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