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八、这场仗没法再打了
在刘备攻入成都前后，曹操、孙权在做什么？
他们也在打仗，打得还挺激烈。濡须口之战孙权打退了曹操的进攻，双方消停了一阵，后来曹军再次发起进攻，夺下了孙权控制下的皖城，此地即今安徽省安庆市，自古以来都是重镇。汉末这里是扬州刺史部庐江郡的治所，孙策、孙权以前分别在此打败过刘勋和李术，长期把它控制在自己手里，首次濡须口会战后不久，皖城却落入到曹军的手中。
史书对这件事没有任何记载，但皖城的确已经易手，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任命朱光为庐江郡太守，朱光到皖城上任，他在庐江郡广开稻田，发展农业，吸引来大量逃难的人口，曹操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又任命谢奇为蕲春典农都尉，在蕲春屯田。
孙权这边兼任寻阳县令的吕蒙首先发现了问题，他认为曹操的这一招比较毒，这是稳扎稳打的做法，来年水稻丰收，曹军的势力必然倍增，再发展几年就更难收拾，于是建议出击皖城，消灭朱光和谢奇，孙权接受了这个建议。
建安十九年（214）5月，就在诸葛亮率军西进益州的同时，孙权发起了皖城战役。孙权手下将领们认为应该堆积攻城的土山，准备攻城器具才能拿下皖城。当时连续多天大雨，吕蒙认为大雨有助攻城，做土山有点来不及，且容易被水冲垮，应该举三军的锐气，从不同方向同时猛攻，不用太久必可将城攻破。
吕蒙推荐甘宁任升城督，甘宁手握绳索亲自攀城，吕蒙在后面支援，亲自擂鼓助阵，攻城战从半夜里展开，到拂晓时分便将城攻破，俘获庐江郡太守朱光和曹操派到庐江郡的参员董和等以下男女数万人。
张辽从合肥率援军向这里赶来，但城破得太快了，才到达夹石就接到皖城被攻占的消息，于是撤回合肥。
曹操听说皖城丢了，大怒，立即下令出兵夺回皖城。
但是，现在出兵东南却不是好时候，因为这时已经是农历的七月，马上就要进入江淮的秋雨季节，连阴雨经常一下十多天，行军打仗最怕这个。根据前方传来的报告，雨已经下起来了，道路泥泞，行军困难，将士们普遍不愿意去。但曹操意志很坚定，不要说下雨，下刀子也不行！
曹操为什么这样固执？一方面，皖城确实很重要，孙权如果长期占据了皖城，等于把战线推向了江北，合肥方向再无战略缓冲；另一方面，上次在濡须口打了败仗，如果让孙权再胜一阵，那就更没面子了。所以曹操这一回铁了心，非夺皖城不可，谁劝都不行，他专门发布了一道教令：“现在不再接受进谏，都别问要去哪里，有进谏的一定处死。”
贾逵时任丞相府主簿，他长期在扬州刺史部任职，非常熟悉那里的情况，他反对此时用兵，看到这道命令，更觉得有问题，就对其他三位主簿说：“现在确实不宜出兵，但教令如此，不能不谏啊！”看来丞相府里有多位办公室主任，大概根据工作内容各管一摊。这几个人挺不错，看到问题也不回避，他们同意贾逵的看法，由贾逵起草了进谏稿，三个人把名字一一署上，呈给丞相。
曹操看了大怒，把贾逵等人抓了起来，问是谁出的主意，贾逵说是自己，之后径直前往监狱。狱吏一看是贾主任，就不给他上刑具，贾逵催促狱吏赶紧给自己戴上。后来曹操的怒气消了些，把贾逵等人放了，但出兵的决定不改。参军傅幹也向曹操进谏：“治理天下有两种途径，文治和武治。明公用武已十平其九，现在没有遵从王命的只有吴与蜀，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应该采取德治。我认为现在应该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以此稳固内外之心，然后兴学校，教导百姓崇尚节义。以明公的神武，再修以文德，那么普天之下就没有不服从的了。现在举十万之兵于长江之滨，如果敌人负险深藏，就不能立刻取胜，就会挫伤自己的锐气，敌人也不能心服。总之，明公应该多想想虞舜休兵养息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
曹操仍然不听，只是也没再难为傅幹。
7月，曹操命曹植留守邺县，自己亲率大军前往合肥。这本是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但史书上却找不到关于这一仗的任何记载，到这一年10月曹操又出现在了邺县，当时天下着大雨，道路不好，行军速度不会很快，一个单趟就得走一个多月，也就是说双方在合肥前线基本上没交过手，皖城此后仍在孙权手中，孙权任命吕蒙担任庐江郡太守。
费了这么大的劲，下了好大的决心，竟然不了了之，这不是曹操的风格。是曹操最后收回了成命，没有发兵吗？
也不是，这一次曹军的主力确实出动了，就在这次行军的路上，曹操的心腹智囊荀攸得了重病，不治而逝，享年58岁。在曹操先后几位“谋主”里，荀彧后来专司朝廷事务，郭嘉病死，现在荀攸又不在了，曹操损失很大。在荀攸生病期间，曹操派随军的曹丕前去探视，曹丕独拜于荀攸的床下。
荀攸死后，曹操很伤心，一说到荀攸就忍不住流泪，他曾对人说：“我和公达交往二十多年，在他身上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指责的地方。”曹操对荀攸的评价非常高，他还说过：“对于正确的意见，公达总是坚持进谏，不达目的不停止；对于错误的意见，总是坚持反对，不达目的也不停止。”荀攸参与许多重大机密的筹划，但他为人严谨，对机密大事一向守口如瓶，就连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出过哪些计谋。荀攸姑姑的儿子辛韬曾向他打听平定冀州的事，荀攸说：“关于这件事，我只知道辛毗替袁谭来乞降，曹公亲自率兵前往平定，其他的，我哪里知道？”辛韬再也不敢向他打听军国大事了。荀攸与钟繇关系最好，荀攸向曹操前后提出过重大决策建议12条，只有钟繇知道，钟繇想把这些整理出来传之后人，但这项工作直到钟繇去世仍未完成，所以荀攸的智慧和谋略世人知道得很少。
那么，既然出动了为什么又草草收场？
这与益州的形势有关，刘备就在此时攻进了成都，这让曹操和孙权都很吃惊，他们吃惊的不是刘备能够攻下成都，而是事情进展得这么快。刘备到益州三年了，之前一直和刘璋呈对攻状态，诸葛亮领兵才进益州三四个月，益州竟然就被刘备拿下了！
曹操和孙权都很着急，人家那边高歌猛进，咱们还在这边打个什么劲？
曹操迅速调整部署，立即转换战场，发起了汉中战役。
为了保证汉中战役的胜利，曹操决定尽可能集中起兵力到西线，东南战场上的人马保持到最少水平，其中留下守合肥的只有7000人。曹操把张辽、乐进、李典三人留在了合肥，同时薛悌为各军护军，临行前秘密把薛悌找来交给他一封信函，告诉他等到孙权来进攻的时候再打开看。
10月，曹操回到了邺县，在此没做太多停留，又率主力向关中进发。12月，曹操率主力到达黄河上的渡口孟津。次年也就是建安二十年（215）3月，曹操率主力到达长安。
曹操这么着急，一般人很难理解，所以有不少人上书反对，担任黄门侍郎的刘廙在上书中说：“自明公起兵已来，三十多年攻无不破，强敌无不顺服。如今孙权恃险于吴，刘备不服于蜀，但论他们的势力和影响，未必比袁绍更强大，孙权、刘备未臣服，不是我们的智慧、武力不如以前了，而是形势有了新变化。周文王当年伐崇国，打了三十天都没打下，之后勤修德政，崇国表示臣服。秦国还是诸侯的时候，征战无不取胜，但称帝之后，几个人登高一呼社稷就完了，这是用武力于外，对内不能体恤民众造成的。我担心吴、蜀的力量虽然比不上六国，但当世却不乏陈胜、吴广那样的人才，这一点不得不考虑呀。于今之计，不如据四方之险，选择要害处把守，这样明公就可以高枕无忧，专心考虑如何治国，广种农桑，推行节约，不出十年，定会国富民强。”
要是孔融那样的人这么说，曹操一定会把他叫过来问问是啥意思，这么说抱着什么动机，但曹操知道刘廙对自己一向忠诚，他也尊重刘廙。同时，刘廙的想法有一定代表性，但这些想法曹操并不赞成，曹操认为这样的想法不合时宜，以教化征服敌人只能是纸上谈兵。于是曹操以公开信的形式答复刘廙，不仅阐述了此次用兵的重要性，在信的末尾还写道：“不仅君王应当理解臣下，臣下也应当了解君王，现在让我遵行周文王的仁德，恐怕并不符合实际。”
他们也在打仗，打得还挺激烈。濡须口之战孙权打退了曹操的进攻，双方消停了一阵，后来曹军再次发起进攻，夺下了孙权控制下的皖城，此地即今安徽省安庆市，自古以来都是重镇。汉末这里是扬州刺史部庐江郡的治所，孙策、孙权以前分别在此打败过刘勋和李术，长期把它控制在自己手里，首次濡须口会战后不久，皖城却落入到曹军的手中。
史书对这件事没有任何记载，但皖城的确已经易手，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任命朱光为庐江郡太守，朱光到皖城上任，他在庐江郡广开稻田，发展农业，吸引来大量逃难的人口，曹操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又任命谢奇为蕲春典农都尉，在蕲春屯田。
孙权这边兼任寻阳县令的吕蒙首先发现了问题，他认为曹操的这一招比较毒，这是稳扎稳打的做法，来年水稻丰收，曹军的势力必然倍增，再发展几年就更难收拾，于是建议出击皖城，消灭朱光和谢奇，孙权接受了这个建议。
建安十九年（214）5月，就在诸葛亮率军西进益州的同时，孙权发起了皖城战役。孙权手下将领们认为应该堆积攻城的土山，准备攻城器具才能拿下皖城。当时连续多天大雨，吕蒙认为大雨有助攻城，做土山有点来不及，且容易被水冲垮，应该举三军的锐气，从不同方向同时猛攻，不用太久必可将城攻破。
吕蒙推荐甘宁任升城督，甘宁手握绳索亲自攀城，吕蒙在后面支援，亲自擂鼓助阵，攻城战从半夜里展开，到拂晓时分便将城攻破，俘获庐江郡太守朱光和曹操派到庐江郡的参员董和等以下男女数万人。
张辽从合肥率援军向这里赶来，但城破得太快了，才到达夹石就接到皖城被攻占的消息，于是撤回合肥。
曹操听说皖城丢了，大怒，立即下令出兵夺回皖城。
但是，现在出兵东南却不是好时候，因为这时已经是农历的七月，马上就要进入江淮的秋雨季节，连阴雨经常一下十多天，行军打仗最怕这个。根据前方传来的报告，雨已经下起来了，道路泥泞，行军困难，将士们普遍不愿意去。但曹操意志很坚定，不要说下雨，下刀子也不行！
曹操为什么这样固执？一方面，皖城确实很重要，孙权如果长期占据了皖城，等于把战线推向了江北，合肥方向再无战略缓冲；另一方面，上次在濡须口打了败仗，如果让孙权再胜一阵，那就更没面子了。所以曹操这一回铁了心，非夺皖城不可，谁劝都不行，他专门发布了一道教令：“现在不再接受进谏，都别问要去哪里，有进谏的一定处死。”
贾逵时任丞相府主簿，他长期在扬州刺史部任职，非常熟悉那里的情况，他反对此时用兵，看到这道命令，更觉得有问题，就对其他三位主簿说：“现在确实不宜出兵，但教令如此，不能不谏啊！”看来丞相府里有多位办公室主任，大概根据工作内容各管一摊。这几个人挺不错，看到问题也不回避，他们同意贾逵的看法，由贾逵起草了进谏稿，三个人把名字一一署上，呈给丞相。
曹操看了大怒，把贾逵等人抓了起来，问是谁出的主意，贾逵说是自己，之后径直前往监狱。狱吏一看是贾主任，就不给他上刑具，贾逵催促狱吏赶紧给自己戴上。后来曹操的怒气消了些，把贾逵等人放了，但出兵的决定不改。参军傅幹也向曹操进谏：“治理天下有两种途径，文治和武治。明公用武已十平其九，现在没有遵从王命的只有吴与蜀，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应该采取德治。我认为现在应该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以此稳固内外之心，然后兴学校，教导百姓崇尚节义。以明公的神武，再修以文德，那么普天之下就没有不服从的了。现在举十万之兵于长江之滨，如果敌人负险深藏，就不能立刻取胜，就会挫伤自己的锐气，敌人也不能心服。总之，明公应该多想想虞舜休兵养息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
曹操仍然不听，只是也没再难为傅幹。
7月，曹操命曹植留守邺县，自己亲率大军前往合肥。这本是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但史书上却找不到关于这一仗的任何记载，到这一年10月曹操又出现在了邺县，当时天下着大雨，道路不好，行军速度不会很快，一个单趟就得走一个多月，也就是说双方在合肥前线基本上没交过手，皖城此后仍在孙权手中，孙权任命吕蒙担任庐江郡太守。
费了这么大的劲，下了好大的决心，竟然不了了之，这不是曹操的风格。是曹操最后收回了成命，没有发兵吗？
也不是，这一次曹军的主力确实出动了，就在这次行军的路上，曹操的心腹智囊荀攸得了重病，不治而逝，享年58岁。在曹操先后几位“谋主”里，荀彧后来专司朝廷事务，郭嘉病死，现在荀攸又不在了，曹操损失很大。在荀攸生病期间，曹操派随军的曹丕前去探视，曹丕独拜于荀攸的床下。
荀攸死后，曹操很伤心，一说到荀攸就忍不住流泪，他曾对人说：“我和公达交往二十多年，在他身上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指责的地方。”曹操对荀攸的评价非常高，他还说过：“对于正确的意见，公达总是坚持进谏，不达目的不停止；对于错误的意见，总是坚持反对，不达目的也不停止。”荀攸参与许多重大机密的筹划，但他为人严谨，对机密大事一向守口如瓶，就连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出过哪些计谋。荀攸姑姑的儿子辛韬曾向他打听平定冀州的事，荀攸说：“关于这件事，我只知道辛毗替袁谭来乞降，曹公亲自率兵前往平定，其他的，我哪里知道？”辛韬再也不敢向他打听军国大事了。荀攸与钟繇关系最好，荀攸向曹操前后提出过重大决策建议12条，只有钟繇知道，钟繇想把这些整理出来传之后人，但这项工作直到钟繇去世仍未完成，所以荀攸的智慧和谋略世人知道得很少。
那么，既然出动了为什么又草草收场？
这与益州的形势有关，刘备就在此时攻进了成都，这让曹操和孙权都很吃惊，他们吃惊的不是刘备能够攻下成都，而是事情进展得这么快。刘备到益州三年了，之前一直和刘璋呈对攻状态，诸葛亮领兵才进益州三四个月，益州竟然就被刘备拿下了！
曹操和孙权都很着急，人家那边高歌猛进，咱们还在这边打个什么劲？
曹操迅速调整部署，立即转换战场，发起了汉中战役。
为了保证汉中战役的胜利，曹操决定尽可能集中起兵力到西线，东南战场上的人马保持到最少水平，其中留下守合肥的只有7000人。曹操把张辽、乐进、李典三人留在了合肥，同时薛悌为各军护军，临行前秘密把薛悌找来交给他一封信函，告诉他等到孙权来进攻的时候再打开看。
10月，曹操回到了邺县，在此没做太多停留，又率主力向关中进发。12月，曹操率主力到达黄河上的渡口孟津。次年也就是建安二十年（215）3月，曹操率主力到达长安。
曹操这么着急，一般人很难理解，所以有不少人上书反对，担任黄门侍郎的刘廙在上书中说：“自明公起兵已来，三十多年攻无不破，强敌无不顺服。如今孙权恃险于吴，刘备不服于蜀，但论他们的势力和影响，未必比袁绍更强大，孙权、刘备未臣服，不是我们的智慧、武力不如以前了，而是形势有了新变化。周文王当年伐崇国，打了三十天都没打下，之后勤修德政，崇国表示臣服。秦国还是诸侯的时候，征战无不取胜，但称帝之后，几个人登高一呼社稷就完了，这是用武力于外，对内不能体恤民众造成的。我担心吴、蜀的力量虽然比不上六国，但当世却不乏陈胜、吴广那样的人才，这一点不得不考虑呀。于今之计，不如据四方之险，选择要害处把守，这样明公就可以高枕无忧，专心考虑如何治国，广种农桑，推行节约，不出十年，定会国富民强。”
要是孔融那样的人这么说，曹操一定会把他叫过来问问是啥意思，这么说抱着什么动机，但曹操知道刘廙对自己一向忠诚，他也尊重刘廙。同时，刘廙的想法有一定代表性，但这些想法曹操并不赞成，曹操认为这样的想法不合时宜，以教化征服敌人只能是纸上谈兵。于是曹操以公开信的形式答复刘廙，不仅阐述了此次用兵的重要性，在信的末尾还写道：“不仅君王应当理解臣下，臣下也应当了解君王，现在让我遵行周文王的仁德，恐怕并不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