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6章：时不我待，只争朝夕（Ⅸ）
现在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大力宣传约德尔·斯托雷平这位深明大义的正面典型，但是只有一个典型还远远不够，随着土地改革的推进，宣传力度也将与日俱增，不断推出来自全国各地、各个阶层的典型人物，以正面典型为主，同时也不排除选取几个反面典型登报示众。
恩威并施是政治力学的基本原则。只有通过严酷打击反面典型以儆效尤，才能体现出正能量的可贵，毕竟，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
另一方面，罗兰之前提出的降低农业税的议案，早已通过内阁审议，但是迟迟没有公开颁布，等待的就是这样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
罗兰依稀记得地球上有一位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RichardThaler，在长期研究中发现一则规律，也就是所谓的“快乐痛苦四原则”：多个好消息要分开发布；多个坏消息要一起发布；一个大的坏消息和一个小的好消息要分别公布；一个大的好消息要和一个小的坏消息一起公布。
上述原则的论证过程罗兰早就记不清了，但是从个人经验出发，他认为这四条原则有一定道理，而他之所以刻意拖延农业减税的消息不予公布，无形中恰与RichardThaler的理论相合。
当初内阁通过减税议案的时候，正值寇拉斯堡朝圣运动的高峰期，人们对新政府的好感度已经达到高峰，在这种情况下公布减税消息，无非是锦上添花，边际收益微不足道，因此明智的做法是暂缓公布减税政策——正所谓“多个好消息应该分开公布”。
如今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冬季到来之后，受气候影响远东交通不便，朝圣运动转入低潮，民众对新政府的新鲜劲也过去了，再加上出台了土地改革这样一则广受农民质疑的政策，乡村居民对寇拉斯政府的好感度比起年前明显回落。在这种情况下公布农业税减半的好消息，无疑于为远东农民阶层注入一针兴奋剂，打消人们对新政府的失望情绪——这正符合“一个大的好消息和一个小的坏消息一起公布”的原则。
事实证明这种心理策略的确管用。罗兰和约德尔下乡考察总共花了一个月时间，途中赶路要么乘坐飞艇，要么直接传送，主要精力全放在访问各处乡村农户上面。平均每天要跑三个村落，一个月下来总共跑了一百个乡村，遍布远东各地。
旅行之初，土改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国，但是减税的宣传尚未发力，所到的乡村没少遭农夫的白眼儿，前面那场不甚愉快的对话就是在这一阶段发生的。到了一月下旬，农业税率减半的政策宣传开始发力，并且通过各地城镇报纸传达到消息相对闭塞的乡村。这时候罗兰和约德尔再下乡访问，明显感受到农民的态度有所好转：一方面仍然不理解、不喜欢荒地收归国有的政策，另一方面则对政府大刀阔斧的削减农业税心怀感激，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复杂的、患得患失的心态。
“老乡放心，政府不会让你们吃亏，否则又何必砍掉一半农业税？”
“老人家您想想看，从前帝国统治时期，远东何曾有过这么低的田赋？新政府到底有没有亏待农民兄弟，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类似这样的话，罗兰和约德尔在下乡期间不知说了多少遍，有减税政策撑腰，这话说出来有底气，也能赢得绝大多数农民的认同。二月十二日“黎明号”飞艇载着乡村考察团队返回寇拉斯堡，罗兰没啥变化，约德尔先生整个人瘦了一圈儿，头戴羊皮帽子，身上裹着一件脏兮兮的棉布袍子，活像进城卖菜的老农。
一个月起早贪黑地奔走，使农业大臣看上去憔悴了不少，但是精神却异常振奋，在飞艇上无视气流颠簸奋笔疾书，完成了一份厚达400多页、内容详实的乡村考察报告。
罗兰认为这份报告很有学术价值，仅仅作为提交内阁会议的文件就太浪费了，决定以“寇拉斯家族基金”的名义赞助出版，结果遭了约德尔先生老大一个白眼。
“出版一本书能花几个钱？我又不差钱！”
罗兰忍笑向他解释由基金会赞助出版的学术著作可以得到减税之类政策优惠，再说这么有分量的著作还要农业大臣自掏腰包出版，既有故作清高之嫌，也显得远东学术界是一片荒漠，缺少支持学术研究的土壤。基金会赞助出版，约德尔面上有光，罗兰也能落个鼓励学术研究的好名声，顺带的刷一刷逼格，可谓一举两得。
发觉约德尔还在犹豫，罗兰最后使出了杀手锏：“如果您同意由基金会代理版权，我请李斯特·凯恩斯先生为您这部大作写序言。”
约德尔眼睛一亮：“就是那个著名经济学者李斯特·凯恩斯？”
罗兰微笑颔首。
“那好！这本书就拜托你了！”农业大臣爽快地交出了自己的心血之作。
二月十三日上午，罗兰和约德尔联名向内阁提交本次乡村调查的报告。为了节省国王陛下和内阁群臣的时间，在提交报告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份“脱水版”的纲要。
鲁道夫陛下对这次深入乡村的考察给予肯定，并且留意到舆论宣传和减税政策对促使农民态度转变的显著作用。这种微妙且普遍的态度变化恰好验证了一个月前罗兰与他私下讨论土改问题时提出的观点：相比远期收益，思想偏保守的乡村民众更在意实实在在、触手可及的好处。在推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宣布减税政策，实际上是寇拉斯政府与农民做了一笔交易，以当前的好处（减税）换取农民在长远利益（自然资源国有化）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如果从长期来看，这笔交易显然对于执政当局更有利。但是在这个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寇拉斯政权坚持不到1621年年底就会垮台的大环境下，又有多少乡下农夫会在乎什么虚无缥缈的“长远利益”？
恩威并施是政治力学的基本原则。只有通过严酷打击反面典型以儆效尤，才能体现出正能量的可贵，毕竟，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
另一方面，罗兰之前提出的降低农业税的议案，早已通过内阁审议，但是迟迟没有公开颁布，等待的就是这样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
罗兰依稀记得地球上有一位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RichardThaler，在长期研究中发现一则规律，也就是所谓的“快乐痛苦四原则”：多个好消息要分开发布；多个坏消息要一起发布；一个大的坏消息和一个小的好消息要分别公布；一个大的好消息要和一个小的坏消息一起公布。
上述原则的论证过程罗兰早就记不清了，但是从个人经验出发，他认为这四条原则有一定道理，而他之所以刻意拖延农业减税的消息不予公布，无形中恰与RichardThaler的理论相合。
当初内阁通过减税议案的时候，正值寇拉斯堡朝圣运动的高峰期，人们对新政府的好感度已经达到高峰，在这种情况下公布减税消息，无非是锦上添花，边际收益微不足道，因此明智的做法是暂缓公布减税政策——正所谓“多个好消息应该分开公布”。
如今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冬季到来之后，受气候影响远东交通不便，朝圣运动转入低潮，民众对新政府的新鲜劲也过去了，再加上出台了土地改革这样一则广受农民质疑的政策，乡村居民对寇拉斯政府的好感度比起年前明显回落。在这种情况下公布农业税减半的好消息，无疑于为远东农民阶层注入一针兴奋剂，打消人们对新政府的失望情绪——这正符合“一个大的好消息和一个小的坏消息一起公布”的原则。
事实证明这种心理策略的确管用。罗兰和约德尔下乡考察总共花了一个月时间，途中赶路要么乘坐飞艇，要么直接传送，主要精力全放在访问各处乡村农户上面。平均每天要跑三个村落，一个月下来总共跑了一百个乡村，遍布远东各地。
旅行之初，土改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国，但是减税的宣传尚未发力，所到的乡村没少遭农夫的白眼儿，前面那场不甚愉快的对话就是在这一阶段发生的。到了一月下旬，农业税率减半的政策宣传开始发力，并且通过各地城镇报纸传达到消息相对闭塞的乡村。这时候罗兰和约德尔再下乡访问，明显感受到农民的态度有所好转：一方面仍然不理解、不喜欢荒地收归国有的政策，另一方面则对政府大刀阔斧的削减农业税心怀感激，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复杂的、患得患失的心态。
“老乡放心，政府不会让你们吃亏，否则又何必砍掉一半农业税？”
“老人家您想想看，从前帝国统治时期，远东何曾有过这么低的田赋？新政府到底有没有亏待农民兄弟，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类似这样的话，罗兰和约德尔在下乡期间不知说了多少遍，有减税政策撑腰，这话说出来有底气，也能赢得绝大多数农民的认同。二月十二日“黎明号”飞艇载着乡村考察团队返回寇拉斯堡，罗兰没啥变化，约德尔先生整个人瘦了一圈儿，头戴羊皮帽子，身上裹着一件脏兮兮的棉布袍子，活像进城卖菜的老农。
一个月起早贪黑地奔走，使农业大臣看上去憔悴了不少，但是精神却异常振奋，在飞艇上无视气流颠簸奋笔疾书，完成了一份厚达400多页、内容详实的乡村考察报告。
罗兰认为这份报告很有学术价值，仅仅作为提交内阁会议的文件就太浪费了，决定以“寇拉斯家族基金”的名义赞助出版，结果遭了约德尔先生老大一个白眼。
“出版一本书能花几个钱？我又不差钱！”
罗兰忍笑向他解释由基金会赞助出版的学术著作可以得到减税之类政策优惠，再说这么有分量的著作还要农业大臣自掏腰包出版，既有故作清高之嫌，也显得远东学术界是一片荒漠，缺少支持学术研究的土壤。基金会赞助出版，约德尔面上有光，罗兰也能落个鼓励学术研究的好名声，顺带的刷一刷逼格，可谓一举两得。
发觉约德尔还在犹豫，罗兰最后使出了杀手锏：“如果您同意由基金会代理版权，我请李斯特·凯恩斯先生为您这部大作写序言。”
约德尔眼睛一亮：“就是那个著名经济学者李斯特·凯恩斯？”
罗兰微笑颔首。
“那好！这本书就拜托你了！”农业大臣爽快地交出了自己的心血之作。
二月十三日上午，罗兰和约德尔联名向内阁提交本次乡村调查的报告。为了节省国王陛下和内阁群臣的时间，在提交报告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份“脱水版”的纲要。
鲁道夫陛下对这次深入乡村的考察给予肯定，并且留意到舆论宣传和减税政策对促使农民态度转变的显著作用。这种微妙且普遍的态度变化恰好验证了一个月前罗兰与他私下讨论土改问题时提出的观点：相比远期收益，思想偏保守的乡村民众更在意实实在在、触手可及的好处。在推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宣布减税政策，实际上是寇拉斯政府与农民做了一笔交易，以当前的好处（减税）换取农民在长远利益（自然资源国有化）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如果从长期来看，这笔交易显然对于执政当局更有利。但是在这个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寇拉斯政权坚持不到1621年年底就会垮台的大环境下，又有多少乡下农夫会在乎什么虚无缥缈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