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0章：圆桌会议（Ⅴ）
“为什么社会风气日渐堕落？这其中也有教会的责任，正是那些贪图享乐的高级教士在身体力行腐败堕落的人生态度，由此大大削弱了整个教士阶层的道德感召力，当穷人饿着肚皮乞讨的时候，隔着一扇窗看到司铎老爷在畅饮美酒大吃大喝，请问他们还如何能够坚守信仰，又怎能相信那个贪婪的老饕能够代表培罗的荣光，能够为世人带来仁慈与公正？！”
小艾伯顿停顿数秒，使自己激愤的情绪得以平复，接下来将矛头指向教会更深层次的制度性腐败。
“克洛德主教及其同路人可能会向我抗辩，申明列在教会名下的田产并不全都真正属于教会，为此我要把这个问题当众说清楚。”
小艾伯顿的话引起罗兰好奇，聚精会神听他揭露教会田产不为人知的秘辛。
“首先我得承认，教会田产当中的很大一部分的确另有主人，只是名义上列在教会旗下，那么问题来了，这样做对田产的真正主人有什么好处？对教会又有什么好处？倘若对田产主人没好处，他不会冒着教会假戏真做没收其田产的风险搞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如果对教会没好处，教士们也不会允许别人平白无故的把田产挂在自己的修道院名下，使教会白白承担兼并土地的骂名。”
小艾伯顿抽丝剥茧的质问引起听众好奇，不约而同屏息听他说下去。
“其实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利益勾结，首先要从古斯塔夫皇帝时代颁布的《慈善代理权法令》说起。在当时，教会名下已经拥有不少田产，然而那时候的教士们还比较朴实，关心修行多过经营田产，又不好意思像那些大地主一样压榨农奴替他们种田，低阶教士们得自己下田种地，结果就是多数教会田产经营不善，农作物亩产量比俗人耕种的田块低了一大截，这不仅减少了教会的收益，同时也是在浪费土地资源。”
“为了扭转上述窘境，当时的普世牧首认识到让所有教士都成为合格的农夫兼田产管理者根本不切实际，因此他向古斯塔夫皇帝上书，建议陛下签署一项法令，允许教会将田产委托给俗人代为经营管理，这样一来，教会就可以聘请经验丰富的农业家替自己打理田产，从而提高农业收益，经理人也能从中分润佣金和奖金，可谓两全其美。当然，那位大牧首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用意——教会不好公开购买奴隶耕种教产，但是教会聘请的经理人就没有这份道德压力，大可压榨奴隶耕作教会的田产，从而获得更多收益。就这样，通过一份代理协议，教会就与自己的田产之间建起一道防火墙，不管田产经理人如何经营，对经理人虐待农奴也是装聋作哑，只管拿到自己那份收益，教会实际上变成了收租的地主。”
“众所周知古斯塔夫皇帝非常虔诚，不仅签署了这份被称为《慈善代理权》的法令，还大度的宣称教会田产免于征税！就是这条法令引出无穷后患，导致教会在四百年后的今天成为亚珊帝国最大的地主，最大的食利者！”
“《慈善代理权》的颁布不仅使教士阶层受惠，还使那些狡猾的地主发觉有空子可钻，他们讨好本地修道院长，不吝以金钱美女贿赂高级教士，所图不外乎两件事，首先是想成为当地修道院田产的经理人，其次则将自家田产挂靠在教会名下。如此一来，这些大大小小的地主就摇身一变成了教会田产的经理人，自己名下田产清零，自然不必向国家交纳一个铜板的税赋，身为给教士们服务的大管家，也算是半个圣职者，得到教会的托庇，本人和直系亲属都可以获得免除服兵役和劳役的特权，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可以从自己那份田产上获得收益，只需要将收成的一小部分交给教会作为挂名的费用即可，而这笔费用远远小于其应该向国家交纳的税赋！”
说到此处，小艾伯顿无法克制心中的愤慨，激动地提高音量。
“诸位先生们，女士们，想想看吧，这是多么肮脏可耻的交易！那些利用《慈善代理权》获得教会托庇的地主，数百年来一直在偷窃政府的税金！帝国财政长期入不付出，难道这些卑鄙的小偷不应该为此负责？小偷固然可耻，那些为小偷提供庇护的教士们岂不也是可耻的帮凶？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伙同不法之徒挖国家的墙角？克洛德大主教，你敢说你对此一无所知？！”
克洛德主教一脸木然，摆出不屑争辩的姿态。事实上他也没什么好争辩的，毕竟小艾伯顿的指责全都是铁一般的事实。
“《慈善代理权》的出台使帝国财政遭受重创，教会却因此致富，以至于一个修道院倘若占有的良田不足万亩，院长简直羞于见人！这些修道院俨然国中之国，不仅享有免税特权，还能向教区居民征收什一税，而这一税种除了对教士阶层有利，于国于民都是罪大恶极！”
“韦恩斯坦先生，请注意你的情绪，教士为本教区的人们无偿提供圣事服务，婚丧嫁娶的场合都少不了教士们奔波劳碌的身影，我们还风雨无阻的向公众开放教堂，给人们提供一个举行礼拜的场所，为这些服务收取什一税何错之有？”克洛德主教忍不住出声反驳。
“主教大人，我不反对教士为圣事服务以及神术治疗收费，事实上我恰恰鼓励这样做，最好每一位教士都将自己的服务费明码标价的贴在教堂大门上，好让有需要的人们一目了然，通过比较服务价格和质量来决定聘请哪位教士为自己工作，如此一来市场竞争会自动将那些水平低劣、滥竽充数的教士淘汰掉，我所反对的是普遍征收什一税，比如一个人从生到死也没去过一次教堂，没有享受过教士的圣事服务，生了病就自己扛，没有请教士施法治疗，凭什么他也要缴纳什一税？纳税的基本原则是权利与义务对等，倘若人们只承担纳税义务而享受不到相应的权利，这难道算得上‘公平’？”
小艾伯顿停顿数秒，使自己激愤的情绪得以平复，接下来将矛头指向教会更深层次的制度性腐败。
“克洛德主教及其同路人可能会向我抗辩，申明列在教会名下的田产并不全都真正属于教会，为此我要把这个问题当众说清楚。”
小艾伯顿的话引起罗兰好奇，聚精会神听他揭露教会田产不为人知的秘辛。
“首先我得承认，教会田产当中的很大一部分的确另有主人，只是名义上列在教会旗下，那么问题来了，这样做对田产的真正主人有什么好处？对教会又有什么好处？倘若对田产主人没好处，他不会冒着教会假戏真做没收其田产的风险搞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如果对教会没好处，教士们也不会允许别人平白无故的把田产挂在自己的修道院名下，使教会白白承担兼并土地的骂名。”
小艾伯顿抽丝剥茧的质问引起听众好奇，不约而同屏息听他说下去。
“其实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利益勾结，首先要从古斯塔夫皇帝时代颁布的《慈善代理权法令》说起。在当时，教会名下已经拥有不少田产，然而那时候的教士们还比较朴实，关心修行多过经营田产，又不好意思像那些大地主一样压榨农奴替他们种田，低阶教士们得自己下田种地，结果就是多数教会田产经营不善，农作物亩产量比俗人耕种的田块低了一大截，这不仅减少了教会的收益，同时也是在浪费土地资源。”
“为了扭转上述窘境，当时的普世牧首认识到让所有教士都成为合格的农夫兼田产管理者根本不切实际，因此他向古斯塔夫皇帝上书，建议陛下签署一项法令，允许教会将田产委托给俗人代为经营管理，这样一来，教会就可以聘请经验丰富的农业家替自己打理田产，从而提高农业收益，经理人也能从中分润佣金和奖金，可谓两全其美。当然，那位大牧首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用意——教会不好公开购买奴隶耕种教产，但是教会聘请的经理人就没有这份道德压力，大可压榨奴隶耕作教会的田产，从而获得更多收益。就这样，通过一份代理协议，教会就与自己的田产之间建起一道防火墙，不管田产经理人如何经营，对经理人虐待农奴也是装聋作哑，只管拿到自己那份收益，教会实际上变成了收租的地主。”
“众所周知古斯塔夫皇帝非常虔诚，不仅签署了这份被称为《慈善代理权》的法令，还大度的宣称教会田产免于征税！就是这条法令引出无穷后患，导致教会在四百年后的今天成为亚珊帝国最大的地主，最大的食利者！”
“《慈善代理权》的颁布不仅使教士阶层受惠，还使那些狡猾的地主发觉有空子可钻，他们讨好本地修道院长，不吝以金钱美女贿赂高级教士，所图不外乎两件事，首先是想成为当地修道院田产的经理人，其次则将自家田产挂靠在教会名下。如此一来，这些大大小小的地主就摇身一变成了教会田产的经理人，自己名下田产清零，自然不必向国家交纳一个铜板的税赋，身为给教士们服务的大管家，也算是半个圣职者，得到教会的托庇，本人和直系亲属都可以获得免除服兵役和劳役的特权，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可以从自己那份田产上获得收益，只需要将收成的一小部分交给教会作为挂名的费用即可，而这笔费用远远小于其应该向国家交纳的税赋！”
说到此处，小艾伯顿无法克制心中的愤慨，激动地提高音量。
“诸位先生们，女士们，想想看吧，这是多么肮脏可耻的交易！那些利用《慈善代理权》获得教会托庇的地主，数百年来一直在偷窃政府的税金！帝国财政长期入不付出，难道这些卑鄙的小偷不应该为此负责？小偷固然可耻，那些为小偷提供庇护的教士们岂不也是可耻的帮凶？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伙同不法之徒挖国家的墙角？克洛德大主教，你敢说你对此一无所知？！”
克洛德主教一脸木然，摆出不屑争辩的姿态。事实上他也没什么好争辩的，毕竟小艾伯顿的指责全都是铁一般的事实。
“《慈善代理权》的出台使帝国财政遭受重创，教会却因此致富，以至于一个修道院倘若占有的良田不足万亩，院长简直羞于见人！这些修道院俨然国中之国，不仅享有免税特权，还能向教区居民征收什一税，而这一税种除了对教士阶层有利，于国于民都是罪大恶极！”
“韦恩斯坦先生，请注意你的情绪，教士为本教区的人们无偿提供圣事服务，婚丧嫁娶的场合都少不了教士们奔波劳碌的身影，我们还风雨无阻的向公众开放教堂，给人们提供一个举行礼拜的场所，为这些服务收取什一税何错之有？”克洛德主教忍不住出声反驳。
“主教大人，我不反对教士为圣事服务以及神术治疗收费，事实上我恰恰鼓励这样做，最好每一位教士都将自己的服务费明码标价的贴在教堂大门上，好让有需要的人们一目了然，通过比较服务价格和质量来决定聘请哪位教士为自己工作，如此一来市场竞争会自动将那些水平低劣、滥竽充数的教士淘汰掉，我所反对的是普遍征收什一税，比如一个人从生到死也没去过一次教堂，没有享受过教士的圣事服务，生了病就自己扛，没有请教士施法治疗，凭什么他也要缴纳什一税？纳税的基本原则是权利与义务对等，倘若人们只承担纳税义务而享受不到相应的权利，这难道算得上‘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