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一条鞭法
没想到覃康这么快就将我的军了，我原以为怎么要几个常委表明立场才轮到我，覃康这是把我一下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把我先丢在火堆上烤一烤。昨天北城区出了那么大的事，市里硬是把事情扔给我一个人前去处理，然后一大堆人躲在远处说是等结果，其实大多是在看热闹。
如果换了别人，市长大人如此器重自然受宠若惊，可我一点受宠的感觉都没有，每次覃康和孟晖都喜欢把一些难办的事扔给我，看似是对我的信任，但我感觉更多的是因为我比较抗揍，或者说，我背后的老爷子能帮我分担压力，多少能帮我顶着点。可是这样一来我给自己树立的敌人也越来越多，现在还看不出来，可我知道，一定有许多人恨我入骨，将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旦我开始倒霉，这些人会毫不犹豫地冲上来踩死我。
我斟酌了一下语句，沉声说：“我同意孟书记和覃市长的说法，昨天北城区的群体事件看似突然，其实并不偶然，而且也不是孤立的，干部和群众之间有了矛盾冲突没有及时疏导，而是刻意压制，很多人都抱着能压一天是一天，能蒙就蒙，能拖就拖的心态混日子，导致矛盾日益尖锐，到后面想捂都捂不住了。可是事件一旦爆发，北城区政府不仅缺乏应对紧急事件的经验，事先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还幻想着把皮球踢出去，让更高一级机关派人出面解决问题。这样的心态真的很可怕，完全消极负面，而且没有任何责任心，如果都照北城区这样办事，那我敢预言，接下来还会弄出更大的乱子。”
另外一个自我担任副市长后就一直喜欢跟我唱反调的副市长王大进带我停顿的时候突然说：“唐副市长，你这种观点我恐怕不能同意，好像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是一群蛀虫，光拿钱不干活，就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是干正事的，其他人都在吃闲饭，你这话可是伤了广大干部的心啊。”
这个王大进主管文体教育，自认为是知识分子出身，平时干什么都喜欢唱高调，本职工作干得乱七八糟，可总喜欢对金融经济领域指手画脚，什么他都看不惯，看不惯还喜欢说两句，很多人都烦他。
他倒不是针对我本人，之所以喜欢对城建和金融方面的工作发表评论，大概认为主管这个领域的副市长实权大，油水多，心里酸溜溜的，动不动发些牢骚，一身酸腐文人的臭毛病。这家伙成为副市长好多年了，可干了十几年还是副市长，不是从这个市调派到那个市，就是从那个市调到这个市，始终是个副市级干部，难以获得升迁，跟他这种臭毛病不无关系。
我反驳说：“王副市长，我并没有你说的这个意思，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干部本质都是好的，可我们现行的体制出了问题，缺乏有效的监管制度，给贪腐提供了机会，本质再好的人在这种制度下都难免会犯错误。一个人犯错不要紧，怕就怕上行下效，那就失去了控制。”
王大进冷哼了一声，不屑地说：“唐副市长，我又得提醒你了，你这句话更危险，你这是在否定我们现行的体制。我们的一党专政我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建党几十年，风风雨雨都这么过来了，你居然说我们现行的体制有问题，我想请问你，你还是党员干部吗？你的党性在哪里？”
这狗日的简直是抠字眼跟我抬杠，上纲上线，想把我往死里搞啊。我脸色一变，怒视着王大进正准备反击，覃康连忙制止道：“王副市长，请你不要随意打断别的同志发言。我们开这个会议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争吵，要辩论争吵你们大可以单独找个时间辩论一下。”
王大进大概意识到一二把手的立场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没敢继续攻击我，十分尴尬地笑了一下说：“我没有辩论的意思，只是好意向唐副市长提个醒，讲话要注意分寸。”
覃康没有理会他，看着我说道：“唐副市长，你接着发言，把昨天北城区群体事件的情况详细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抓起茶杯喝了口水，然后一五一十把昨天我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向与会的人做了介绍，然后把如何平息这件事也做了说明。在说明的过程中，我眼角的余光留意到北城区的区委书记何区长都低着头，脸色十分难看。
讲完之后我强调说：“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的财务制度不够透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统计制度，给了执行者伸手的机会。我们不能过分信赖一个人的人格和党性，毕竟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意志再强大的人，面对诱惑也可能失去自制力，从而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要加强执行力，必须从根源上杜绝或者减少这种几率，完善监察制度，并且坚决执行下去。”
我讲完之后抬头看了看孟晖和覃康，看到他们都一脸若有所思，似乎被我的发言有所触动。两个人对视一眼，然后互相微微点点头。
孟晖说：“唐副市长，昨天北城区的群体事件虽然暂时压制下去了，可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你的提议很好，我也比较赞同，现在的难题第一是北城区拆迁补偿款的问题，第二是如何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江海今年大搞城建，还有很多市政工程陆续要上马，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以后仍然会发生同类事件。对此，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我斟酌了片刻，说：“那我们就先从解决北城区的问题入手，逐步完善我们的监管制度。具体方案我也想过了，昨天我突然想到了明朝首辅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也许我们可以参考。”
“如何参考？”覃康突然兴奋地问道：“说说你的想法。”
我说：“一条鞭法的精髓其实很简单，就是分派任务，然后逐级下压，自上而下捆绑在一起。北城区的棚户区改造可以参考，市里从监察局和反贪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监察小组，同时从统计局抽调干部，成立统计小组，这两个小组直接向市政府负责。工程所用的每一笔款项，都要有责任人签字，然后统计小组签字，统计小组审核完成后签字，交给监察小组，监察小组审核后签字，上交市政府，也就是我这里，我审批过后签字存根，拨款后统一把签字单据交到市长办公室，最后由覃市长审核。这样大家形成了连带关系，责任到人，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哪个环节出问题就查哪个环节，谁都休想置身事外。”
“这么多的环节，工作效率在哪里？”王大进忍不住又开始唱反调了，他脸上挂着不屑的冷笑说：“表面上是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了，可也可以互相推诿了。”
如果换了别人，市长大人如此器重自然受宠若惊，可我一点受宠的感觉都没有，每次覃康和孟晖都喜欢把一些难办的事扔给我，看似是对我的信任，但我感觉更多的是因为我比较抗揍，或者说，我背后的老爷子能帮我分担压力，多少能帮我顶着点。可是这样一来我给自己树立的敌人也越来越多，现在还看不出来，可我知道，一定有许多人恨我入骨，将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旦我开始倒霉，这些人会毫不犹豫地冲上来踩死我。
我斟酌了一下语句，沉声说：“我同意孟书记和覃市长的说法，昨天北城区的群体事件看似突然，其实并不偶然，而且也不是孤立的，干部和群众之间有了矛盾冲突没有及时疏导，而是刻意压制，很多人都抱着能压一天是一天，能蒙就蒙，能拖就拖的心态混日子，导致矛盾日益尖锐，到后面想捂都捂不住了。可是事件一旦爆发，北城区政府不仅缺乏应对紧急事件的经验，事先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还幻想着把皮球踢出去，让更高一级机关派人出面解决问题。这样的心态真的很可怕，完全消极负面，而且没有任何责任心，如果都照北城区这样办事，那我敢预言，接下来还会弄出更大的乱子。”
另外一个自我担任副市长后就一直喜欢跟我唱反调的副市长王大进带我停顿的时候突然说：“唐副市长，你这种观点我恐怕不能同意，好像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是一群蛀虫，光拿钱不干活，就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是干正事的，其他人都在吃闲饭，你这话可是伤了广大干部的心啊。”
这个王大进主管文体教育，自认为是知识分子出身，平时干什么都喜欢唱高调，本职工作干得乱七八糟，可总喜欢对金融经济领域指手画脚，什么他都看不惯，看不惯还喜欢说两句，很多人都烦他。
他倒不是针对我本人，之所以喜欢对城建和金融方面的工作发表评论，大概认为主管这个领域的副市长实权大，油水多，心里酸溜溜的，动不动发些牢骚，一身酸腐文人的臭毛病。这家伙成为副市长好多年了，可干了十几年还是副市长，不是从这个市调派到那个市，就是从那个市调到这个市，始终是个副市级干部，难以获得升迁，跟他这种臭毛病不无关系。
我反驳说：“王副市长，我并没有你说的这个意思，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干部本质都是好的，可我们现行的体制出了问题，缺乏有效的监管制度，给贪腐提供了机会，本质再好的人在这种制度下都难免会犯错误。一个人犯错不要紧，怕就怕上行下效，那就失去了控制。”
王大进冷哼了一声，不屑地说：“唐副市长，我又得提醒你了，你这句话更危险，你这是在否定我们现行的体制。我们的一党专政我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建党几十年，风风雨雨都这么过来了，你居然说我们现行的体制有问题，我想请问你，你还是党员干部吗？你的党性在哪里？”
这狗日的简直是抠字眼跟我抬杠，上纲上线，想把我往死里搞啊。我脸色一变，怒视着王大进正准备反击，覃康连忙制止道：“王副市长，请你不要随意打断别的同志发言。我们开这个会议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争吵，要辩论争吵你们大可以单独找个时间辩论一下。”
王大进大概意识到一二把手的立场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没敢继续攻击我，十分尴尬地笑了一下说：“我没有辩论的意思，只是好意向唐副市长提个醒，讲话要注意分寸。”
覃康没有理会他，看着我说道：“唐副市长，你接着发言，把昨天北城区群体事件的情况详细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抓起茶杯喝了口水，然后一五一十把昨天我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向与会的人做了介绍，然后把如何平息这件事也做了说明。在说明的过程中，我眼角的余光留意到北城区的区委书记何区长都低着头，脸色十分难看。
讲完之后我强调说：“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的财务制度不够透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统计制度，给了执行者伸手的机会。我们不能过分信赖一个人的人格和党性，毕竟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意志再强大的人，面对诱惑也可能失去自制力，从而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要加强执行力，必须从根源上杜绝或者减少这种几率，完善监察制度，并且坚决执行下去。”
我讲完之后抬头看了看孟晖和覃康，看到他们都一脸若有所思，似乎被我的发言有所触动。两个人对视一眼，然后互相微微点点头。
孟晖说：“唐副市长，昨天北城区的群体事件虽然暂时压制下去了，可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你的提议很好，我也比较赞同，现在的难题第一是北城区拆迁补偿款的问题，第二是如何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江海今年大搞城建，还有很多市政工程陆续要上马，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以后仍然会发生同类事件。对此，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我斟酌了片刻，说：“那我们就先从解决北城区的问题入手，逐步完善我们的监管制度。具体方案我也想过了，昨天我突然想到了明朝首辅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也许我们可以参考。”
“如何参考？”覃康突然兴奋地问道：“说说你的想法。”
我说：“一条鞭法的精髓其实很简单，就是分派任务，然后逐级下压，自上而下捆绑在一起。北城区的棚户区改造可以参考，市里从监察局和反贪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监察小组，同时从统计局抽调干部，成立统计小组，这两个小组直接向市政府负责。工程所用的每一笔款项，都要有责任人签字，然后统计小组签字，统计小组审核完成后签字，交给监察小组，监察小组审核后签字，上交市政府，也就是我这里，我审批过后签字存根，拨款后统一把签字单据交到市长办公室，最后由覃市长审核。这样大家形成了连带关系，责任到人，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哪个环节出问题就查哪个环节，谁都休想置身事外。”
“这么多的环节，工作效率在哪里？”王大进忍不住又开始唱反调了，他脸上挂着不屑的冷笑说：“表面上是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了，可也可以互相推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