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风清月明（3）
杨志远的第一把火，烧向了信访制度。
杨志远一直都在思考，按说经济上升，老百姓的生活不断改善，政府的政治信任度应该相应上升才对。可是这些年来，经济不断增长，生活得以改善，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善老百姓对政府的政治信任问题，各地群众上访事件频频爆发。稳定正在成为中国社会越来越突出的问题。社会矛盾的生长点在增加，并且出现了多元化趋势，比如就业、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和基层选举等问题，都很容易传导、延伸到社会稳定层面。
这些深层的问题，都在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执政水平，以前是市长，思考可以，进言也行，偶然市长还会有所指示，但许多的事情还得戴逸飞去通盘考虑，他杨志远不宜过多插手，只能在经济工作奉行让利于民的基本行为准则，现在戴逸飞走了，就得由他杨志远来。
杨志远往靠椅上一靠，看了一眼窗外的那排香樟一眼，发出第一道指令，不是召开常委会，而是让邵武平通知毛世轩同志过来一趟。
毛世轩为谁？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群工部部长和市信访局局长。市委副秘书长兼群工信访，可见市委对信访工作的重视，但光重视就行了，显然不够，还有必要改变现有的信访制度。上面重视，下面却阳奉阴违，不落实，重不重视都一样，信访还是会层出不穷。
毛世轩四十多岁，一接到邵武平的电话就赶忙跑了过来。
大家都不是初次打交道了，杨志远任市长，对群众来信都非常重视，对群众反映的具体问题，杨志远都会明确有关部门，限期给群众明确的答复，尽快依法按政策把群众的合理诉求解决到位，不能解决的，也必须给群众一个信服的理由，政策依据又在哪。含含糊糊，拖拖拉拉，在杨志远这里肯定行不通。
杨志远就任会通市市长后，一直都懂张弛有度，即便是解决于小伟的问题，也是谈笑之间，让于小伟犯罪集团顷刻间灰飞烟灭，但杨志远还是拍过二次桌子，骂过二次娘：一次是去年的12月28日，杨志远对着市城建局副局长刘平之流怒目而视，严词以厉，一干贪官纷纷落马。
还有一次，是杨志远刚到会通上任不久，有一回晚餐时间路过环线公路，见路边有一临时搭建的建筑，屋顶，四周都搭满稻草，形如牛棚，杨志远下车一看，竟然不是牛棚，有人居住，二老一小，挤在草棚之中，正是严冬之时，寒风索索，老人窸窸窣窣，孩子鼻涕直流。杨志远惊愕万分，会通的经济本省全三，市郊怎么可能出现这种居无定所的情况。杨志远一问，草棚的出现竟然是与环线公路有关，环线工程，征收了老人家的几间破房，老人是外来户，儿子死了，媳妇疯了跑了，留下一个近十岁的小孙子，一贫如洗，拆迁的补偿根本就买不起房，不拆还不成，市重点工程，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样的人家本就无权无势，岂能与政府抗争，何况还有于小伟这种带黑社会性质的同伙成员的恐吓，两位老人的房子说扒也就扒了，房子没有了，买不起房，怎么办？只能捡些砖块，拾些稻草，于路边搭一个临时草棚，勉强安身。
杨志远问两位老人：“上信访局信访了？”
老头一脸沧桑，说：“去了，没用。”
杨志远说：“就让您老就这么住着，政府就没人管了？”
老头悲哀：“谁管啊，我们两个老东西倒没什么，快入土的人了，可孩子还小啊。”
杨志远铁青着脸，当即指示邵武平：让信访局局长副局长、城建局的局长副局长和拆迁办主任副主任立马到现场来。
局长副局长主任副主任，一听邵武平语气严肃，不知道杨志远是何事，赶忙赶了过来，一看杨志远一声不吭地站在草棚旁边，怒目而视，顿时诚惶诚恐。
杨志远质问信访局的局长、副局长：“老人家的情况你们都知道了？”
局长副局长都说：“知道。”
杨志远问：“怎么处理的？”
“让城建局、拆迁办协商解决。”
杨志远怒不可视：“这就是你们协商解决的结果，如此寒冬，让老人孩子几乎可以说是露宿街头，你们有没有父母？你们有没有孩子？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看看你们，一个个面红耳赤，正喝着吧，可当你们花天酒地的时候，群众却是饥寒交迫，你们喝得拿是酒吗，我们你们喝得是血。不要跟我解释拆迁补偿有规定，预算就这么多，只能这么干，一条环线公路，超支那么多，这超支的部分都用在哪了？喝到肚子里去了？还是装到口袋里去了？退一万步说，补偿就这么多，不能超标，政府不是新建有廉租房么，廉租房呢？都谁在住？奔驰宝马？你们就这样为群众排忧解难的？群众为什么对政府失望？群众为什么对政府的不信任？就是因为你们，一群没有良心的东西。”
那是杨志远到会通以后第一次发怒，会通市的官员还没有领教过杨志远的厉害，不知道杨志远最恨的就是这种只知道鱼肉百姓，视百姓如草芥的官员。杨志远随即指示房管局，着手解决两老一小廉租房的问题。
那天到场的所有官员，都不用回去了，都在草棚里过夜，数星星，寒夜没有星星，那就喝喝西北方，喝酒喝多了，有必要醒醒酒，长长记性，体验民情，知晓疾苦。邵武平、邝文韬留下，在车里监督。局长主任们带来的车，杨志远带回，顺便安排老人住政府的招待所。
喝完西北方，这就完了？自然不可能。局长副局长主任副主任第二天哈欠连天，鼻涕直流，哆哆嗦嗦地回到单位，打击接踵而至，先是信访局局长副局长被免职；市委常委会通过了腾澜对拆迁办副主任立案调查的提议，市拆迁办不久之后从主任到科员被一窝端；时隔一年，杨志远一拍桌子，市城建局副局长刘平瘫倒在地，这次不用住草棚，与拆迁办的主任副主任于监狱相会。
毛世轩就是那时候兼任信访局局长的，原来只是市委副秘书长、群工部部长，只管市委那边的信访，从那时候起，市委市政府两边的信访都归其管。
杨志远批示事涉群众疾苦的群众来信，从不含糊其词。画个圈，打个勾，签上杨志远，目的不明确，相关的部门肯定会能拖就拖。杨志远的批示从来都是“转某某同志处理！”点名道姓。不仅如此，市长工作繁忙，每天的批示形形色色，一二封群众来信，批示了也就批示了，时间一久，哪里还会记起？为免相关部门钻空子，杨志远安排秘书一科的两位同志专门负责，但凡批示过后的信件都会登记在册，处理结果反馈意见都会有所说明，为免官员欺上瞒下，还会有专人给群众打电话，核查落实，如此一来，谁敢不把杨志远的批示当回事。当然，有些问题，可能时间过长，也可能问题比较复杂，需要详加了解，不能随便批示，这时候就有必要把毛世轩找来，说明情况，再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杨志远曾经与毛世轩就群众有问题有诉求不找信访局，喜欢直接找书记市长反映问题的现象有过交流：其实群众信访，涉及的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基层官员本着务实的工作态度，此类问题早就可以解决，根本就用不着上信访局，也用不着给书记市长写信，究其原因，还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的问题。为什么上访人认为遇上事情找信访局没用，只有找书记市长才行？这是什么问题？其实这就涉及体制的问题，由于体制的原因矛盾被集中化、政治化了。老百姓不是傻子，知道书记市长一批示，什么问题都好解决。所以他直接找书记找市长，这反映了我们体制的特点，上级集权和个人集权。现在越级上访多，是我们执政系统的特点反映到基层社会里去了。因为这个特点，一件很简单的事，本来应该通过行政体系日常运作来解决的，最后变成通过政治压力来解决，被政治化了；本来在分散的不同部门能解决的，结果都弄到书记市长这里来了，被集中化了。这就又牵扯到了基层扩权问题。
杨志远一直都在思考，按说经济上升，老百姓的生活不断改善，政府的政治信任度应该相应上升才对。可是这些年来，经济不断增长，生活得以改善，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善老百姓对政府的政治信任问题，各地群众上访事件频频爆发。稳定正在成为中国社会越来越突出的问题。社会矛盾的生长点在增加，并且出现了多元化趋势，比如就业、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和基层选举等问题，都很容易传导、延伸到社会稳定层面。
这些深层的问题，都在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执政水平，以前是市长，思考可以，进言也行，偶然市长还会有所指示，但许多的事情还得戴逸飞去通盘考虑，他杨志远不宜过多插手，只能在经济工作奉行让利于民的基本行为准则，现在戴逸飞走了，就得由他杨志远来。
杨志远往靠椅上一靠，看了一眼窗外的那排香樟一眼，发出第一道指令，不是召开常委会，而是让邵武平通知毛世轩同志过来一趟。
毛世轩为谁？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群工部部长和市信访局局长。市委副秘书长兼群工信访，可见市委对信访工作的重视，但光重视就行了，显然不够，还有必要改变现有的信访制度。上面重视，下面却阳奉阴违，不落实，重不重视都一样，信访还是会层出不穷。
毛世轩四十多岁，一接到邵武平的电话就赶忙跑了过来。
大家都不是初次打交道了，杨志远任市长，对群众来信都非常重视，对群众反映的具体问题，杨志远都会明确有关部门，限期给群众明确的答复，尽快依法按政策把群众的合理诉求解决到位，不能解决的，也必须给群众一个信服的理由，政策依据又在哪。含含糊糊，拖拖拉拉，在杨志远这里肯定行不通。
杨志远就任会通市市长后，一直都懂张弛有度，即便是解决于小伟的问题，也是谈笑之间，让于小伟犯罪集团顷刻间灰飞烟灭，但杨志远还是拍过二次桌子，骂过二次娘：一次是去年的12月28日，杨志远对着市城建局副局长刘平之流怒目而视，严词以厉，一干贪官纷纷落马。
还有一次，是杨志远刚到会通上任不久，有一回晚餐时间路过环线公路，见路边有一临时搭建的建筑，屋顶，四周都搭满稻草，形如牛棚，杨志远下车一看，竟然不是牛棚，有人居住，二老一小，挤在草棚之中，正是严冬之时，寒风索索，老人窸窸窣窣，孩子鼻涕直流。杨志远惊愕万分，会通的经济本省全三，市郊怎么可能出现这种居无定所的情况。杨志远一问，草棚的出现竟然是与环线公路有关，环线工程，征收了老人家的几间破房，老人是外来户，儿子死了，媳妇疯了跑了，留下一个近十岁的小孙子，一贫如洗，拆迁的补偿根本就买不起房，不拆还不成，市重点工程，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样的人家本就无权无势，岂能与政府抗争，何况还有于小伟这种带黑社会性质的同伙成员的恐吓，两位老人的房子说扒也就扒了，房子没有了，买不起房，怎么办？只能捡些砖块，拾些稻草，于路边搭一个临时草棚，勉强安身。
杨志远问两位老人：“上信访局信访了？”
老头一脸沧桑，说：“去了，没用。”
杨志远说：“就让您老就这么住着，政府就没人管了？”
老头悲哀：“谁管啊，我们两个老东西倒没什么，快入土的人了，可孩子还小啊。”
杨志远铁青着脸，当即指示邵武平：让信访局局长副局长、城建局的局长副局长和拆迁办主任副主任立马到现场来。
局长副局长主任副主任，一听邵武平语气严肃，不知道杨志远是何事，赶忙赶了过来，一看杨志远一声不吭地站在草棚旁边，怒目而视，顿时诚惶诚恐。
杨志远质问信访局的局长、副局长：“老人家的情况你们都知道了？”
局长副局长都说：“知道。”
杨志远问：“怎么处理的？”
“让城建局、拆迁办协商解决。”
杨志远怒不可视：“这就是你们协商解决的结果，如此寒冬，让老人孩子几乎可以说是露宿街头，你们有没有父母？你们有没有孩子？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看看你们，一个个面红耳赤，正喝着吧，可当你们花天酒地的时候，群众却是饥寒交迫，你们喝得拿是酒吗，我们你们喝得是血。不要跟我解释拆迁补偿有规定，预算就这么多，只能这么干，一条环线公路，超支那么多，这超支的部分都用在哪了？喝到肚子里去了？还是装到口袋里去了？退一万步说，补偿就这么多，不能超标，政府不是新建有廉租房么，廉租房呢？都谁在住？奔驰宝马？你们就这样为群众排忧解难的？群众为什么对政府失望？群众为什么对政府的不信任？就是因为你们，一群没有良心的东西。”
那是杨志远到会通以后第一次发怒，会通市的官员还没有领教过杨志远的厉害，不知道杨志远最恨的就是这种只知道鱼肉百姓，视百姓如草芥的官员。杨志远随即指示房管局，着手解决两老一小廉租房的问题。
那天到场的所有官员，都不用回去了，都在草棚里过夜，数星星，寒夜没有星星，那就喝喝西北方，喝酒喝多了，有必要醒醒酒，长长记性，体验民情，知晓疾苦。邵武平、邝文韬留下，在车里监督。局长主任们带来的车，杨志远带回，顺便安排老人住政府的招待所。
喝完西北方，这就完了？自然不可能。局长副局长主任副主任第二天哈欠连天，鼻涕直流，哆哆嗦嗦地回到单位，打击接踵而至，先是信访局局长副局长被免职；市委常委会通过了腾澜对拆迁办副主任立案调查的提议，市拆迁办不久之后从主任到科员被一窝端；时隔一年，杨志远一拍桌子，市城建局副局长刘平瘫倒在地，这次不用住草棚，与拆迁办的主任副主任于监狱相会。
毛世轩就是那时候兼任信访局局长的，原来只是市委副秘书长、群工部部长，只管市委那边的信访，从那时候起，市委市政府两边的信访都归其管。
杨志远批示事涉群众疾苦的群众来信，从不含糊其词。画个圈，打个勾，签上杨志远，目的不明确，相关的部门肯定会能拖就拖。杨志远的批示从来都是“转某某同志处理！”点名道姓。不仅如此，市长工作繁忙，每天的批示形形色色，一二封群众来信，批示了也就批示了，时间一久，哪里还会记起？为免相关部门钻空子，杨志远安排秘书一科的两位同志专门负责，但凡批示过后的信件都会登记在册，处理结果反馈意见都会有所说明，为免官员欺上瞒下，还会有专人给群众打电话，核查落实，如此一来，谁敢不把杨志远的批示当回事。当然，有些问题，可能时间过长，也可能问题比较复杂，需要详加了解，不能随便批示，这时候就有必要把毛世轩找来，说明情况，再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杨志远曾经与毛世轩就群众有问题有诉求不找信访局，喜欢直接找书记市长反映问题的现象有过交流：其实群众信访，涉及的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基层官员本着务实的工作态度，此类问题早就可以解决，根本就用不着上信访局，也用不着给书记市长写信，究其原因，还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的问题。为什么上访人认为遇上事情找信访局没用，只有找书记市长才行？这是什么问题？其实这就涉及体制的问题，由于体制的原因矛盾被集中化、政治化了。老百姓不是傻子，知道书记市长一批示，什么问题都好解决。所以他直接找书记找市长，这反映了我们体制的特点，上级集权和个人集权。现在越级上访多，是我们执政系统的特点反映到基层社会里去了。因为这个特点，一件很简单的事，本来应该通过行政体系日常运作来解决的，最后变成通过政治压力来解决，被政治化了；本来在分散的不同部门能解决的，结果都弄到书记市长这里来了，被集中化了。这就又牵扯到了基层扩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