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8章 时也运也
万家乐带人出去考察拆迁工作去了。
钟成对化肥厂的拆迁工作不是那么放心，想亲自去摸摸情况。白天怕人认出来了，作为一县之长，在电视上和各种会议上露了许多次脸了，认识他的人不在少数。领导和明星一样，是公众人物，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关注。当上了一定级别的领导之后，你就无法享受那种独自一人在街上逍遥快活的滋味了。你就不能和三朋四友在小地摊上喝酒聊天了，你就不能到本地的服装店里和售货员讨价还价了。
无形之中，领导和百姓的距离就拉远了。级别越高，距离越远。
晚饭后，钟成把高强、秦雅琪约在一起，准备到化肥厂一带去转一转。车在离化肥厂两百多米处停下，三人下车，边走边聊，朝化肥厂走去。
为了注意影响，钟成和秦雅琪总是尽量避免单独在一起，两人大约也有一个多星期没相会过。总是在临睡前发发信息，打打电话，聊作安慰。
高强介绍说：“化肥厂曾经是我们县的第一大厂，风光一时。高峰期间，工人曾达四千多人。可是后来大气候一变，它就以惊人的速度倒闭了。到如今，我们县的国营企业已经全部沦陷了。悲哀啊！”
钟成问：“那么多工人，当初是如何处理的？”
高强说：“怎么处理？全部下岗，全部自谋出路。”
钟成问：“工人们没闹事吗？”
“怎么没闹？闹得可凶了！几千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一起到县政府前游行示威，其他几个倒闭工厂的工人也出来助威，他们把县政府包围了，声称县政府不解决问题，就不让县政府的领导回家。工人们躺在县政府门口，不让任何一辆车开出来。”
钟成说：“这简直是要造反嘛？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当时的县领导对此是一筹莫展。既没有钱来安抚大家，也不敢让公安去抓人，怕酿成民变。”
钟成说：“这个问题的确不好处理。工人们没有了饭碗，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习惯了等、靠、要的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国营厂的工人，是国家的人，在他们的心中，没饭吃了找国家、找政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就好比一个孩子，肚子饿了时候，找他的母亲一样。可是政府就好比一个没有奶水的母亲一样，面对孩子的渴求的眼神，也无能为力。”
高强说：“钟县长，你的这个比喻真是太形象了。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还是一个科长，站在办公室的窗口看着下面的人潮，脑海中浮现出的就是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拉着他们的骨瘦如柴的母亲要东西吃。”
“后来呢？”
高强说：“后来死了人了！”
“死了人？那就更加严重了！群众的情绪本来就激动，如果再死了人，那不是往火上加油，就是往油里加火，肯定出了大事！”秦雅琪说。
“恰恰相反，因为死了人，这个事情就很快平复了。”
“不会吧？”钟成说。
高强说：“因为死的这个人不是工人，是我们的一名姓郭的副县长。当时，郭副县长正和其他县委干部一道给群众做思想工作，劝工人们回去。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发生了肢体冲突。有一个姓牛的工人上前把郭副县长推了一下，郭副县长被推倒了，当场就死亡了。这个事情使整个局面发生了逆转。县公安局立即捉住了几个工人，其他人听说把县委干部弄死了，吓得作鸟兽散。县政府还放出话来说，要追究带头闹事的人。据说几个游行的组织者连夜逃出了钟县长，几年都没有在钟县长露过面。由于没有了领头的人，化肥厂的那帮人群龙无首，就再也没有找政府的麻烦了。随便花了几个遣散费，就把这件事了解了。”
钟成说：“要得官司赢，除非死个人。这是我们农村人常说的一句话，其实在哪里都适用。其他地方发生冲突的时候，通常死的都是群众。江南县这个事件的不同点在于，死的人不是群众，是领导。这样，赢的这一方就是政府了。我搞不明白的是，那个郭副县长，怎么这么容易就死了？”
高强说：“刚开始我也不明白，以为是愤怒的群众打着了郭副县长的关键部位，导致了郭副县长的死亡。后来，才得知郭郭副县长本来还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更要命的是刚刚查出还有肝癌晚期，医生已经给他判了死刑，断言他在世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当然，郭副县长已经准备请假住院治疗，那天正在政府里办手续，正好碰到这件事，就和县委县政府的一般人下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不料出了这桩变故。”
钟成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郭副县长的死，就是重于泰山，他这一死，使县委工作由被动变为了主动。他个人也因为死在工作岗位上，可以得到很高的评价和抚恤。比病死在医院里价值要大得多！所以，虽然人固有一死，但是要死得其时。”
“你说得太对了。当时，郭副县长的追悼会的规格很高，是作为烈士来定性的。县里、省里都给了很高的评价。对家属的抚恤也是按最高规格办的。他的一个小儿子当时还没有找到好工作，也立即被安排进了政府机关工作。同期还有一名县委干部也是死于心脏病突然发作，那待遇就比这差多了。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引起了不少人的感慨。不过，大家觉得这是应该的，不说别的，光从经济方面算，由于郭副县长的死，县里本来要支付给化肥厂下岗工人的约两千万的资金就被节约下来了。郭副县长的贡献还真不小！”
秦雅琪说：“那不就苦了那几个肇事者吗？”
“当时为了制造严打氛围，把那个姓牛的工人抓起来判了七年，其他几个也抓起来拘留了。听说姓牛的那个工人前不久才出来。这也是他运气不好，撞到郭副县长身上，也撞到县委的枪口上。”
“时也运也！不过还是有点冤枉。”钟成感慨道。
钟成对化肥厂的拆迁工作不是那么放心，想亲自去摸摸情况。白天怕人认出来了，作为一县之长，在电视上和各种会议上露了许多次脸了，认识他的人不在少数。领导和明星一样，是公众人物，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关注。当上了一定级别的领导之后，你就无法享受那种独自一人在街上逍遥快活的滋味了。你就不能和三朋四友在小地摊上喝酒聊天了，你就不能到本地的服装店里和售货员讨价还价了。
无形之中，领导和百姓的距离就拉远了。级别越高，距离越远。
晚饭后，钟成把高强、秦雅琪约在一起，准备到化肥厂一带去转一转。车在离化肥厂两百多米处停下，三人下车，边走边聊，朝化肥厂走去。
为了注意影响，钟成和秦雅琪总是尽量避免单独在一起，两人大约也有一个多星期没相会过。总是在临睡前发发信息，打打电话，聊作安慰。
高强介绍说：“化肥厂曾经是我们县的第一大厂，风光一时。高峰期间，工人曾达四千多人。可是后来大气候一变，它就以惊人的速度倒闭了。到如今，我们县的国营企业已经全部沦陷了。悲哀啊！”
钟成问：“那么多工人，当初是如何处理的？”
高强说：“怎么处理？全部下岗，全部自谋出路。”
钟成问：“工人们没闹事吗？”
“怎么没闹？闹得可凶了！几千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一起到县政府前游行示威，其他几个倒闭工厂的工人也出来助威，他们把县政府包围了，声称县政府不解决问题，就不让县政府的领导回家。工人们躺在县政府门口，不让任何一辆车开出来。”
钟成说：“这简直是要造反嘛？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当时的县领导对此是一筹莫展。既没有钱来安抚大家，也不敢让公安去抓人，怕酿成民变。”
钟成说：“这个问题的确不好处理。工人们没有了饭碗，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习惯了等、靠、要的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国营厂的工人，是国家的人，在他们的心中，没饭吃了找国家、找政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就好比一个孩子，肚子饿了时候，找他的母亲一样。可是政府就好比一个没有奶水的母亲一样，面对孩子的渴求的眼神，也无能为力。”
高强说：“钟县长，你的这个比喻真是太形象了。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还是一个科长，站在办公室的窗口看着下面的人潮，脑海中浮现出的就是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拉着他们的骨瘦如柴的母亲要东西吃。”
“后来呢？”
高强说：“后来死了人了！”
“死了人？那就更加严重了！群众的情绪本来就激动，如果再死了人，那不是往火上加油，就是往油里加火，肯定出了大事！”秦雅琪说。
“恰恰相反，因为死了人，这个事情就很快平复了。”
“不会吧？”钟成说。
高强说：“因为死的这个人不是工人，是我们的一名姓郭的副县长。当时，郭副县长正和其他县委干部一道给群众做思想工作，劝工人们回去。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发生了肢体冲突。有一个姓牛的工人上前把郭副县长推了一下，郭副县长被推倒了，当场就死亡了。这个事情使整个局面发生了逆转。县公安局立即捉住了几个工人，其他人听说把县委干部弄死了，吓得作鸟兽散。县政府还放出话来说，要追究带头闹事的人。据说几个游行的组织者连夜逃出了钟县长，几年都没有在钟县长露过面。由于没有了领头的人，化肥厂的那帮人群龙无首，就再也没有找政府的麻烦了。随便花了几个遣散费，就把这件事了解了。”
钟成说：“要得官司赢，除非死个人。这是我们农村人常说的一句话，其实在哪里都适用。其他地方发生冲突的时候，通常死的都是群众。江南县这个事件的不同点在于，死的人不是群众，是领导。这样，赢的这一方就是政府了。我搞不明白的是，那个郭副县长，怎么这么容易就死了？”
高强说：“刚开始我也不明白，以为是愤怒的群众打着了郭副县长的关键部位，导致了郭副县长的死亡。后来，才得知郭郭副县长本来还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更要命的是刚刚查出还有肝癌晚期，医生已经给他判了死刑，断言他在世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当然，郭副县长已经准备请假住院治疗，那天正在政府里办手续，正好碰到这件事，就和县委县政府的一般人下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不料出了这桩变故。”
钟成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郭副县长的死，就是重于泰山，他这一死，使县委工作由被动变为了主动。他个人也因为死在工作岗位上，可以得到很高的评价和抚恤。比病死在医院里价值要大得多！所以，虽然人固有一死，但是要死得其时。”
“你说得太对了。当时，郭副县长的追悼会的规格很高，是作为烈士来定性的。县里、省里都给了很高的评价。对家属的抚恤也是按最高规格办的。他的一个小儿子当时还没有找到好工作，也立即被安排进了政府机关工作。同期还有一名县委干部也是死于心脏病突然发作，那待遇就比这差多了。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引起了不少人的感慨。不过，大家觉得这是应该的，不说别的，光从经济方面算，由于郭副县长的死，县里本来要支付给化肥厂下岗工人的约两千万的资金就被节约下来了。郭副县长的贡献还真不小！”
秦雅琪说：“那不就苦了那几个肇事者吗？”
“当时为了制造严打氛围，把那个姓牛的工人抓起来判了七年，其他几个也抓起来拘留了。听说姓牛的那个工人前不久才出来。这也是他运气不好，撞到郭副县长身上，也撞到县委的枪口上。”
“时也运也！不过还是有点冤枉。”钟成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