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6章 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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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与刘宗周在“严以治吏”这个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这表面上看似是一个具体问题,但实际上,涉及到的是要用儒家的“仁德”感化,还是用法家的严刑震慑。
本质上是儒、法之争。
加入到争辩的人越来越多,支持刘宗周以仁德引导感化的人占到了多数。
对此,秦牧一点也不意外。
但王夫之虽然势孤,但也不是完全孤立,象谢经纶等人都站在他这边,一起摆事实说道理,一条条地反驳着对手,极力向秦牧推行“宽以养民,严以治吏”的治国思想。
最后竟然杨廷麟也站了出来,为王夫之辩护道:“陛下,王学士提出宽以养民,严以治吏。臣以为亦有其道理。明洪武剥皮充草之酷刑虽不可取,但古之君子,无不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为官者变当有此君子之风也!
为民者,纵有奸邪,为祸亦有限。为官者食君之禄,治理一方,责任重大,若贪脏枉法,则祸及一方矣。由此而论,王学士倡议宽以养民,严以治吏,实不为过也。
再者,儒家之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首重于修身。若为官能严守本份,持身清正,何惧律令之严也!”
黄宗羲立即出来说道:“陛下,治乱世方可用重典,如今天下已靖,四海平宁,以严法令,重刑律治国,实不合时宜。
王学士,杨尚书所言,虽不无道理,然只适合用于明末那种朝野纷乱之世,我大秦如今民心思定,吏治清明,再施重典则适得其反矣!
纵观历代。除明初以严刑治吏外,各朝无不以尚宽简,务清净,轻刑罚,薄役赋治世,陛下推崇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何曾外乎是?”
刘宗周也说道:“文景、贞观之世,尚宽简,务清净。使国力民生很快恢复,国力大增。然文景之后有七王之乱,贞观之后,有武氏乱国。
再观明初洪武年间,严百官,厚诸王,以剥皮充草之严刑酷律待百官,以分封厚赐待诸王,洪武之后。也终免不了有燕王靖难,以臣代君。此道、法之失,可为前车之鉴,陛下当不可不引以为戒也!”
秦牧也不表态。只和声问道:“刘编修以为当如何避免重蹈汉、唐、明之覆辙?”
刘宗周立即答道:“陛下,凡圣君治世,莫不推行仁义德化,提倡德治。仁政,德主刑辅。为君者当守经用权,律己宽人。以道德感召,以王道使天下士民归心。以礼治定尊卑伦常,定天下次序,唯其如此,天下方可井然有序,士农工商各安其事,国泰民安。”
说去说来,终究又回到了儒、道、法之争。
王夫之对儒家空谈仁义,不重实务是深恶痛绝。
见刘宗周又一味的强调仁义德化,而避于务实,他立即反驳道:“刘编修所言,有失偏颇,就拿明初而言,明太祖定八股,重朱程理学,君臣父子,尊卑长幼、纲理伦常之说甚于历朝,岂不乃有燕王以臣弑君之事?”
“那是明太祖严刑酷法有失仁德。”
“然文景、贞观有失仁德乎?”
“文景、贞观未失仁德,却失之纲常不张。”
激烈的辩论进行到这里,听上去是王夫之落到了下风,但他却依旧自信满满,让人有些不明所以。
只见他一振衣冠,朗声说道:“照刘编修所言,只要施仁德,重纲常,便不会有谋逆之事发生了?”
“然也!”刘宗周大声作答,不避不让。
王夫之谈然一笑问道:“听刘编修所言,并不否认洪朝一朝重纲常,只是失于仁德。”
“然也!”
“然刘编修先前说过,洪武年间,严百官,厚诸王,以剥皮充草之严刑酷律待百官,以分封厚赐待诸王。可见明太祖仁德之薄,乃薄于百官,而非诸王。
其待诸王,可谓是优渥有加,仁至义尽。换而言之,洪武待诸王既讲纲常,又施仁德,然起兵谋逆者,恰恰是燕王,对此,不知刘编修何以自圆其说?”
王夫之这番辩驳,确实精彩之极,竟把大师级的刘宗周驳得哑口无言,一时无以作答。
王夫之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抱圆对秦牧一揖,朗朗说道:“陛下,由此可见,施仁德,重纲常,导民向善,此固人君所应奉行之。然光靠仁义道德,纲理伦常,并不足以保社稷安定、百世平宁,是以须施以律令,严然约束,防范于未然也!”
王夫之并没有全然否定儒家,但却更强调法家,以法制厘定一切。
当然,他的中心思想还是“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换以言之,他的思想是对待百姓,当以宽仁教化为主。而在吏治上,却提议用严法加以约束,以清吏治。
在他看来,一个百姓再坏,养成的损害也是有限的。
而一个官员要是坏了,那就是祸害一方。
就内心而言,秦牧是非常欣赏他的这套治国理念的。
但秦牧也知道,为人君者,不能过于理想化,君主统治的基础,在官不在民。
如果过于苛待官吏,不免要动摇统治基础。
洪武之世,将兵权都交到儿子手上,官吏掌控的兵权有限,他行严刑酷法也没人能造反。
但现在自己就秦业一个儿子,若是也象洪武帝那么干,后果如何很难想象。
所以说,王夫之的治国之道虽然好,但有些不合时宜,需要国家稳定,等大秦正统深入人心之后才可以施行。
以法治国的思想,商鞅还说过一段说:法枉治乱。法枉治乱,任善言多。治众国乱,言多兵弱。法明治省,任力言息。治省国治,言息兵强。故治大,国小;治小,国大......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仁义不足治天下也!故,杀人不为暴,宽刑不为仁。
秦牧个人觉得,这绝对是非常经典的。
多做的人少说,多说的人少做。
只说不做国弱,多做少说国强。
这些理论实实在在是在打儒家的脸,儒者多是嘴上有千言,胸中无一策,一味强调仁义道德,易成虚伪。
杀人不为暴,宽刑不为仁。商君之道,说到底,大仁不仁。
当然了,政治本身就是虚伪的。
所以,你不能说儒家一无是处。
有些事你可以做,但不能说。历朝历代,多强调仁义德道,但实际上,统治国家却是靠法家来支撑。
象王夫之这样,明确提出法治的,秦牧是不会明确表态支持他的。
参与经筵的两百多人中,表态支持他的人只是少数。
相反,引来了很多人的围攻。
儒家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说,引经据典,滔滔不绝。
经筵之上,战火重燃,可怜的王夫之,被群殴得拙于应付,好在谢经纶传承的是李贽的学说,而李贽同样可算是唯物主义者,注重实际,所以谢经纶一直站在王夫之一边,合力大战群纶;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排斥王夫之之学,象杨廷麟这样的官员,就认为他的治国理论宽于待人,严于律己的思想相符。
另外,在场之人,也不全是儒家,推崇道家无为而治的傅青主,以及反对朱程理学的顾炎武等,都是各有论战。
经筵之上,论战之激烈,真个是令人动容。
秦牧看了心里非常感慨,若是徐光启未死,加上“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的他,一起进行辩论,那就更有看头了。
嗯,瞿式耜也是推崇西学的,他已经被王夫之说服归附大秦了。
看来行把瞿方耜这西学派系也请来论战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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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与刘宗周在“严以治吏”这个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这表面上看似是一个具体问题,但实际上,涉及到的是要用儒家的“仁德”感化,还是用法家的严刑震慑。
本质上是儒、法之争。
加入到争辩的人越来越多,支持刘宗周以仁德引导感化的人占到了多数。
对此,秦牧一点也不意外。
但王夫之虽然势孤,但也不是完全孤立,象谢经纶等人都站在他这边,一起摆事实说道理,一条条地反驳着对手,极力向秦牧推行“宽以养民,严以治吏”的治国思想。
最后竟然杨廷麟也站了出来,为王夫之辩护道:“陛下,王学士提出宽以养民,严以治吏。臣以为亦有其道理。明洪武剥皮充草之酷刑虽不可取,但古之君子,无不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为官者变当有此君子之风也!
为民者,纵有奸邪,为祸亦有限。为官者食君之禄,治理一方,责任重大,若贪脏枉法,则祸及一方矣。由此而论,王学士倡议宽以养民,严以治吏,实不为过也。
再者,儒家之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首重于修身。若为官能严守本份,持身清正,何惧律令之严也!”
黄宗羲立即出来说道:“陛下,治乱世方可用重典,如今天下已靖,四海平宁,以严法令,重刑律治国,实不合时宜。
王学士,杨尚书所言,虽不无道理,然只适合用于明末那种朝野纷乱之世,我大秦如今民心思定,吏治清明,再施重典则适得其反矣!
纵观历代。除明初以严刑治吏外,各朝无不以尚宽简,务清净,轻刑罚,薄役赋治世,陛下推崇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何曾外乎是?”
刘宗周也说道:“文景、贞观之世,尚宽简,务清净。使国力民生很快恢复,国力大增。然文景之后有七王之乱,贞观之后,有武氏乱国。
再观明初洪武年间,严百官,厚诸王,以剥皮充草之严刑酷律待百官,以分封厚赐待诸王,洪武之后。也终免不了有燕王靖难,以臣代君。此道、法之失,可为前车之鉴,陛下当不可不引以为戒也!”
秦牧也不表态。只和声问道:“刘编修以为当如何避免重蹈汉、唐、明之覆辙?”
刘宗周立即答道:“陛下,凡圣君治世,莫不推行仁义德化,提倡德治。仁政,德主刑辅。为君者当守经用权,律己宽人。以道德感召,以王道使天下士民归心。以礼治定尊卑伦常,定天下次序,唯其如此,天下方可井然有序,士农工商各安其事,国泰民安。”
说去说来,终究又回到了儒、道、法之争。
王夫之对儒家空谈仁义,不重实务是深恶痛绝。
见刘宗周又一味的强调仁义德化,而避于务实,他立即反驳道:“刘编修所言,有失偏颇,就拿明初而言,明太祖定八股,重朱程理学,君臣父子,尊卑长幼、纲理伦常之说甚于历朝,岂不乃有燕王以臣弑君之事?”
“那是明太祖严刑酷法有失仁德。”
“然文景、贞观有失仁德乎?”
“文景、贞观未失仁德,却失之纲常不张。”
激烈的辩论进行到这里,听上去是王夫之落到了下风,但他却依旧自信满满,让人有些不明所以。
只见他一振衣冠,朗声说道:“照刘编修所言,只要施仁德,重纲常,便不会有谋逆之事发生了?”
“然也!”刘宗周大声作答,不避不让。
王夫之谈然一笑问道:“听刘编修所言,并不否认洪朝一朝重纲常,只是失于仁德。”
“然也!”
“然刘编修先前说过,洪武年间,严百官,厚诸王,以剥皮充草之严刑酷律待百官,以分封厚赐待诸王。可见明太祖仁德之薄,乃薄于百官,而非诸王。
其待诸王,可谓是优渥有加,仁至义尽。换而言之,洪武待诸王既讲纲常,又施仁德,然起兵谋逆者,恰恰是燕王,对此,不知刘编修何以自圆其说?”
王夫之这番辩驳,确实精彩之极,竟把大师级的刘宗周驳得哑口无言,一时无以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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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并没有全然否定儒家,但却更强调法家,以法制厘定一切。
当然,他的中心思想还是“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换以言之,他的思想是对待百姓,当以宽仁教化为主。而在吏治上,却提议用严法加以约束,以清吏治。
在他看来,一个百姓再坏,养成的损害也是有限的。
而一个官员要是坏了,那就是祸害一方。
就内心而言,秦牧是非常欣赏他的这套治国理念的。
但秦牧也知道,为人君者,不能过于理想化,君主统治的基础,在官不在民。
如果过于苛待官吏,不免要动摇统治基础。
洪武之世,将兵权都交到儿子手上,官吏掌控的兵权有限,他行严刑酷法也没人能造反。
但现在自己就秦业一个儿子,若是也象洪武帝那么干,后果如何很难想象。
所以说,王夫之的治国之道虽然好,但有些不合时宜,需要国家稳定,等大秦正统深入人心之后才可以施行。
以法治国的思想,商鞅还说过一段说:法枉治乱。法枉治乱,任善言多。治众国乱,言多兵弱。法明治省,任力言息。治省国治,言息兵强。故治大,国小;治小,国大......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仁义不足治天下也!故,杀人不为暴,宽刑不为仁。
秦牧个人觉得,这绝对是非常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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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说不做国弱,多做少说国强。
这些理论实实在在是在打儒家的脸,儒者多是嘴上有千言,胸中无一策,一味强调仁义道德,易成虚伪。
杀人不为暴,宽刑不为仁。商君之道,说到底,大仁不仁。
当然了,政治本身就是虚伪的。
所以,你不能说儒家一无是处。
有些事你可以做,但不能说。历朝历代,多强调仁义德道,但实际上,统治国家却是靠法家来支撑。
象王夫之这样,明确提出法治的,秦牧是不会明确表态支持他的。
参与经筵的两百多人中,表态支持他的人只是少数。
相反,引来了很多人的围攻。
儒家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说,引经据典,滔滔不绝。
经筵之上,战火重燃,可怜的王夫之,被群殴得拙于应付,好在谢经纶传承的是李贽的学说,而李贽同样可算是唯物主义者,注重实际,所以谢经纶一直站在王夫之一边,合力大战群纶;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排斥王夫之之学,象杨廷麟这样的官员,就认为他的治国理论宽于待人,严于律己的思想相符。
另外,在场之人,也不全是儒家,推崇道家无为而治的傅青主,以及反对朱程理学的顾炎武等,都是各有论战。
经筵之上,论战之激烈,真个是令人动容。
秦牧看了心里非常感慨,若是徐光启未死,加上“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的他,一起进行辩论,那就更有看头了。
嗯,瞿式耜也是推崇西学的,他已经被王夫之说服归附大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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