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9章 番外第37章 圣人注意事项
李素也没想到、数年未见后跟刘备喝一场大酒，
能勾起刘备那么多的感慨，和内心的深刻自省、夕惕若厉。
果然称皇帝为孤家寡人不是没有道理的，手握绝对的兵权和行政能力，依然会出于对历史的恐惧，担心百年之后的事情发展方向。
好在，刘备也没指望喝几次酒就把问题解决了，他很清楚，今天就只是跟李素说说这几年的心得、各自的长进。大问题，还要放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慢慢解决。
李素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只是帮刘备梳理了一下问题，指出可以努力的方向。
至于具体怎么解决，李素没指望直接给答案。
君臣一番彻夜长饮，最后李素总结出无非这几方面：
首先，百年之后的事情，谁都不可以控制，所以眼下最容易做的，就是给后人打好基础、立好榜样。能这一代人解决的变法和军事扩张，就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做好，不要拖着留给后人。
因为只要留给后人，后人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肯定会引入新的问题。比如汉武帝为了解决匈奴，要改祖宗之法，废和亲，就要用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里很多都是有问题的，而汉武帝自己也是有问题的，这都是有损朝廷正统的。
其次，自己的事情做好之后，就可以适当强化一下“祖宗之法”，但也不能定得太死，否则容易僵化——这方面，李素借鉴的是后世明朝的教训。
明朝僵化的祖宗之法，导致它面对内部矛盾的变化演进时，适应性还不如汉、宋两朝，所以命也比较短。
汉、宋虽然内部问题一直多，但好歹命长啊，就是磕磕绊绊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往下拖的。明朝的系统相比之下就是缺乏弹性，屈服强度扛不住的时候，直接就掰断了。
所以，李素肯定不能劝刘备弄一套完全不能改的祖宗之法。
上述两方面都注意到之后，要让一个国家稳固更久，第三个努力方向就是要梳理好统治理论的解释权了——
注意，李素这里提的是“解释权”，而不是统治理论本身。
统治理论本身，意识形态的部分，李素自己生前就会搞定的。这些东西不比实际政策，僵硬一点也不要紧，所以不用留给后人了，最多留一点修修补补的给诸葛亮，让诸葛亮将来完善一下。
因为政策是务实的，统治理论是务虚的。越务实的东西，越要贴合实际，就要灵活。越务虚的东西，可以大而化之，那就相对亘古不变。
这点前世念书时读到的法理学基本原理，李素好歹还记得，也多亏他是个学霸，基本功扎实。
而统治理论和正统论的解释权管理，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封圣”的问题。你封谁为圣，后代的修修补补，就会以圣的理论基础来做文章。
封圣该怎么封？如何封？谁能封？
这个问题，其实不该李素亲自来说，也不该刘备来下诏，应该刘备留给儿子辈甚至孙子辈。
因为李素给他的建议，就是“盖棺定论，确保后人来封，生前不要下判断”。
……
对于李素的前两方面大而化之的建议、提出的努力方向，刘备觉得很对。
对于第三个方面的建议，刘备乍一听有点不理解。他误以为李素这是在谦虚，不好意思请求给本人封圣，所以才说留给后人。刘备便开诚布公地打断他：
“贤弟这是疑虑朕不成？本朝若要另封新圣，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李素也不藏着掖着：“臣并非担心毛遂自荐，而是认为，此前两汉的教训，已经充分说明封圣这事儿，操作得不好，容易被人利用。
光武中兴，不过百余年便分崩离析，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们也可以判定，光武的子孙们，在封圣问题上处理得不如先汉诸君好。”
刘备摸了摸胡子：“愿闻其详。”
李素就大致说了一遍，里面有些内容刘备这些年勤于学习，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李素还是全面阐述，以免遗漏。
这事儿其实需要从后人一贯的一个误区说起：
在很多后代人眼里，甚至包括在东汉末年很多儒生眼里，都觉得自从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就是圣人了。
但这其实大谬不然。
先不说后世历史课本上，说汉武帝听了董仲舒、就“独尊儒术”，这本身就是一个误解，汉武帝只是重用了儒术，没有到独尊的程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确实是董仲舒说的，也是他的建议。但建议也就只是建议，皇帝可以不接受，就算接受，也要考虑一个接受的时间表、程度深浅，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直到汉昭帝、宣帝时，依然反复过“我汉家自有成法，王霸道杂之”，法家和那些儒家贤良文学，还是反复斗争过的。
基本上到了汉宣帝，因为汉宣帝上台过程中，借助了“公孙病已立”的祥瑞图谶，天人感应神神叨叨那派愈发得势了，才算是真正“独尊”。
可即使到了“独尊”成为事实后，孔子也依然还没有到最高圣人的地位——西汉后期，乃至一直到整个新莽、还有东汉明章二帝，儒家最推崇的圣人，始终是“周公”，孔子只是一个解释周公、推广阐述周公的存在。
换言之，就好比孔门弟子是著述推广了孔子的学说，他们自己地位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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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勾起刘备那么多的感慨，和内心的深刻自省、夕惕若厉。
果然称皇帝为孤家寡人不是没有道理的，手握绝对的兵权和行政能力，依然会出于对历史的恐惧，担心百年之后的事情发展方向。
好在，刘备也没指望喝几次酒就把问题解决了，他很清楚，今天就只是跟李素说说这几年的心得、各自的长进。大问题，还要放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慢慢解决。
李素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只是帮刘备梳理了一下问题，指出可以努力的方向。
至于具体怎么解决，李素没指望直接给答案。
君臣一番彻夜长饮，最后李素总结出无非这几方面：
首先，百年之后的事情，谁都不可以控制，所以眼下最容易做的，就是给后人打好基础、立好榜样。能这一代人解决的变法和军事扩张，就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做好，不要拖着留给后人。
因为只要留给后人，后人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肯定会引入新的问题。比如汉武帝为了解决匈奴，要改祖宗之法，废和亲，就要用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里很多都是有问题的，而汉武帝自己也是有问题的，这都是有损朝廷正统的。
其次，自己的事情做好之后，就可以适当强化一下“祖宗之法”，但也不能定得太死，否则容易僵化——这方面，李素借鉴的是后世明朝的教训。
明朝僵化的祖宗之法，导致它面对内部矛盾的变化演进时，适应性还不如汉、宋两朝，所以命也比较短。
汉、宋虽然内部问题一直多，但好歹命长啊，就是磕磕绊绊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往下拖的。明朝的系统相比之下就是缺乏弹性，屈服强度扛不住的时候，直接就掰断了。
所以，李素肯定不能劝刘备弄一套完全不能改的祖宗之法。
上述两方面都注意到之后，要让一个国家稳固更久，第三个努力方向就是要梳理好统治理论的解释权了——
注意，李素这里提的是“解释权”，而不是统治理论本身。
统治理论本身，意识形态的部分，李素自己生前就会搞定的。这些东西不比实际政策，僵硬一点也不要紧，所以不用留给后人了，最多留一点修修补补的给诸葛亮，让诸葛亮将来完善一下。
因为政策是务实的，统治理论是务虚的。越务实的东西，越要贴合实际，就要灵活。越务虚的东西，可以大而化之，那就相对亘古不变。
这点前世念书时读到的法理学基本原理，李素好歹还记得，也多亏他是个学霸，基本功扎实。
而统治理论和正统论的解释权管理，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封圣”的问题。你封谁为圣，后代的修修补补，就会以圣的理论基础来做文章。
封圣该怎么封？如何封？谁能封？
这个问题，其实不该李素亲自来说，也不该刘备来下诏，应该刘备留给儿子辈甚至孙子辈。
因为李素给他的建议，就是“盖棺定论，确保后人来封，生前不要下判断”。
……
对于李素的前两方面大而化之的建议、提出的努力方向，刘备觉得很对。
对于第三个方面的建议，刘备乍一听有点不理解。他误以为李素这是在谦虚，不好意思请求给本人封圣，所以才说留给后人。刘备便开诚布公地打断他：
“贤弟这是疑虑朕不成？本朝若要另封新圣，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李素也不藏着掖着：“臣并非担心毛遂自荐，而是认为，此前两汉的教训，已经充分说明封圣这事儿，操作得不好，容易被人利用。
光武中兴，不过百余年便分崩离析，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们也可以判定，光武的子孙们，在封圣问题上处理得不如先汉诸君好。”
刘备摸了摸胡子：“愿闻其详。”
李素就大致说了一遍，里面有些内容刘备这些年勤于学习，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李素还是全面阐述，以免遗漏。
这事儿其实需要从后人一贯的一个误区说起：
在很多后代人眼里，甚至包括在东汉末年很多儒生眼里，都觉得自从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就是圣人了。
但这其实大谬不然。
先不说后世历史课本上，说汉武帝听了董仲舒、就“独尊儒术”，这本身就是一个误解，汉武帝只是重用了儒术，没有到独尊的程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确实是董仲舒说的，也是他的建议。但建议也就只是建议，皇帝可以不接受，就算接受，也要考虑一个接受的时间表、程度深浅，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直到汉昭帝、宣帝时，依然反复过“我汉家自有成法，王霸道杂之”，法家和那些儒家贤良文学，还是反复斗争过的。
基本上到了汉宣帝，因为汉宣帝上台过程中，借助了“公孙病已立”的祥瑞图谶，天人感应神神叨叨那派愈发得势了，才算是真正“独尊”。
可即使到了“独尊”成为事实后，孔子也依然还没有到最高圣人的地位——西汉后期，乃至一直到整个新莽、还有东汉明章二帝，儒家最推崇的圣人，始终是“周公”，孔子只是一个解释周公、推广阐述周公的存在。
换言之，就好比孔门弟子是著述推广了孔子的学说，他们自己地位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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