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三十六章 仇恨种子
说到放火，这帮家伙都是熟练工，人手一火把，没一会就给这片破败的建筑给点了。岗村就是来通知一声，那些奥斯曼士兵藏身建筑中偷袭，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伤亡。这种狭窄的街道，巷战无疑风险很多，明石少尉正在头疼的时候，接到这个命令，自然不会有任何犹豫。军官在作战中的第一要务是完成任务，其次就是尽量减少伤亡，每一个士兵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更不要说，这些日裔士兵绕了半个地球来到这里，何其遥远和费事。
至于说到放火给本地人民带来的伤害，殖民者在侵略的时候，怎么会考虑这个问题呢？本地人的死活，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尤其这些日裔士官，很多都在南洋参加过清剿某苏丹的抵抗战争，走到哪都是以血腥的杀戮震慑反抗者。杀一个不足以震慑，那就杀十个，一直杀到没人抵抗就好了。一群明帝国主义的走狗，在明帝国主义的旗号下，在别人的家园杀人放火。这个场面有点美，不忍直视。
舰队司令郑森的脸上百无聊赖，这样的战争对于他来说，毫无检验个人能力的价值，反倒是工程部队表现的机会来了。苏伊士这个港口在这个地区算是最大的，但是在远征军看来还是远远不足。码头上浓烟滚滚，小船反复将一个又一个步兵营送上岸。清理了码头周边的抵抗之后，千吨级别的运输船运输船靠岸，吊臂将水泥预制件放入海中，五个简易的深水栈桥慢慢的显出雏形。
按照战前的计划，至少需要十天的时间，所有人员和物资才能下完。这就是环境制约的结果，苏伊士这个港口比起孟买来说，都是落后之极的港口。码头吃水不足，设施不足，夺取这个港口之后，人员的问题好办，那么多物资就只能慢慢的等工程部队改善了码头环境才能提高效率。
大火烧起来之后，抵抗者无处藏身，有的选择出来战斗，无一例外被排枪达成了筛子，更多的人选择了跑路，剩下的都是无处栖身的普通百姓，拖家带口的，带着为数不多的家产，逃离家园。
侵略者小心翼翼的端着刺刀，踩着抵抗者的尸体前进，只要出现在面前危险距离的人，都会被招募来的阿奸喊话后，集中看押起来。无家可归者，只能用愤怒的眼神看着这些侵略者，占据他们的家园，屠杀他们的同胞。这些没有人性的家伙，稍有反抗就是一枪过来，或者直接用刺刀捅。真是太坏了！
第一个夜晚来临之前，整个苏伊士被清理了一遍，好一点房子都被霸占了。万余百姓只能在烧毁的家园内栖身，还在冒着烟的残垣断壁中寻找为数不多的家当。总的来说，这些侵略者的纪律还算比较好的，没有出现什么“强制牵手”事件。真不是这帮家伙本性善良，实在是军纪森严，被抓到后结果会很惨。对于这些日裔士兵来说，本地的女人碰了没好处，不然耐心的等待半个月后，从印度运来的女子服务团。虽然也很黑，但是比较安全，不会嗨到一半的时候，被仇恨的本地女人用剪刀或者别的什么捅一个窟窿。
一天的忙碌下来，一个步兵师登岸，并且在城区的富人居住区和码头附近圈出安全区。任何成年男子，只要靠近五十米内，一律击毙。实际上，本地的百姓不用说都会离他们远远的，只有那些心怀仇恨的抵抗者才会试图毛线靠近。这都是经验之谈了。
次日一早，几个深水简易栈桥发挥作用之后，本地人感觉到了这帮侵略者的不同。一群一群的阿奸，手持喇叭到处喊话，百姓只要住在规定的区域内，并且到指定的地点办理良民证，就可以自由活动，而且还能到码头去领一份救济粮食，还可以在码头上找到一份工作，报酬是纸币或者相应价格的食物。
侵略者良心发现这种事情，是没有多少人信的。但是总有一些男子，不做事就得挨饿的前提下，冒险走出指定的区域，按照要求办理了个人的身份证明之后，真的领到了一天的口粮。一小袋子的混合粉，鬼知道是什么东西做的，反正能吃就行了。用开水冲了成糊糊，吃起来味道还不错。或者浇点水，捏成团吃也行。反正就是登记一个人领一份粮食，并且被告知，如果有人抢夺他的粮食，可以来找当兵的维护他的利益。
你还真别说，这一招真是太狠毒了。当天晚上，从码头货轮上运下来的混合炒面（主要成分：玉米粉番薯粉土豆粉鱼骨粉），发放出去的不过一百多人。第二天一早，来了十几个鼻青脸肿的男子，他们带回去的食物被抢了，自己都舍不得吃，打算留给妻儿老小的，结果被抢了。被自己的同胞抢了少的可怜的食物不说，还被打了一顿。
本地人指定的居住区内，这一晚上发生的伤害抢夺事件数不胜数。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在这片原本就是贫民窟的残垣断壁之中，人性的丑恶一面尽显无疑。当这些被自己的同胞抢走口粮的本地人再次勇敢的站出来时，引发了一场治安行动。
对于那些没有走出来办理良民证，又是制定民居范围内的不安定分子，远征军在本地带着受害者的领路之下，凌晨时分悄悄潜入，包围，踹门，抓人。治安行动结束后，三百余人在行动中被弊伤或被抓。没有审判，被抓者直接处决，尸体掉在柱子上。次日一早，阿奸分子手持喇叭，站在一排“吊路灯”前，反复的宣传事情的经过，痛斥这些人的恶性和死有余辜，宣扬远征军的规矩不容破坏。
本地宗教派性之间的矛盾很深，加之生存的压力，治安事件之后，本地民区内部矛盾加深，很快分化成三股不同认知的人群。三者之间又有认同点，那就是侵略者凶残，良民证必须有。不同则在于，一种因为生活困难或者改善生活的目者，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主动为侵略者工作，换取一份不错的报酬，保证一家老小的生活。或者攫取一份权力，在同胞面前作威作福为目的。这种人是少数，但是影响力最大，他们的行为确确实实的在本地百姓中树立了标杆。另一种则是多数派，也是中间派，他们会去办良民证领取最基本的生存口粮，循规蹈矩的自谋生路，因为心怀畏惧而保持与侵略者的距离。最后同样数量不多，他们因为仇恨的因素，办良民证，领口粮，却不耽误他们继续仇恨和等待时机造反。
登陆之后的远征军，有条不紊的准备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以奥斯曼帝国在这个地区的低位而言，不可能坐视重要的港口和税收地被占领。这是一个大帝国的尊严问题，为了统治基础，也不得不在获悉苏伊士被占领后组织大军驱赶侵略者。
正因为这一点认知，远征军接下来以连为作战单位，不断的四处出击，清扫苏伊士周边一百公里之内的村镇。通往亚历山大港口的主干道二百公里距离内，沿途两侧十公里之内一律清理干净。当地百姓被刺刀逼着离开家园，搬到苏伊士附近的制定区域内，想要饿不死就必须办理良民证，想要吃饱过的好一点，就必须给侵略者工作。
半个月之后，反应迟缓的奥斯曼帝国军队集结出击的日子遥遥无期，登陆之后的殖民者，却已经成功的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将这些百姓安置在城区边缘的贫民窟。
人对于绝对强大者未必有反抗之心，但是对于同类之间的互相倾轧，往往毫不畏惧。发生在苏伊士的情况大抵如此，大约三万本地人，因为不同的教派问题，自觉的进行了分割，因为无节操的投机者的出现，狐假虎威的欺压自己人，为本派人牟利，导致已经自动分割的族群之间的矛盾滋生，不断的加重。
最主要的还是侵略者之中有一帮专业人员，他们对本地的族群和教派有相当的了解，针对本地百姓的政策，就是由这些人制定的。良民证和口粮的领取，把本地人牢牢的绑在了土地上，至少短期内是这样。当顺民，就能有一口吃的，不会饿死。不当顺民的话，最好不要被发现，否则不但自己要死，连累整个族群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因为侵略者的政策，本地百姓中各种情绪汇集，有感激，有仇恨，有麻木，有野心，各种情绪在侵略者的刺刀威逼下沉默，在沉默之中酝酿。就差一个契机，就能引发这些情绪的爆发，一旦爆发，这个地区因为教派和族群的问题，将酿成深仇大神，彻底分化。
用苏伊士特务头子魏文成的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来解释这个地区的殖民政策，“利用本地区宗教族群之间的传统矛盾，挑拨分化，制造仇恨，又拉又打，最终使之处在一个诸多零散势力存在同一地区的局面，无法对我之统治造成重大威胁。”
至于说到放火给本地人民带来的伤害，殖民者在侵略的时候，怎么会考虑这个问题呢？本地人的死活，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尤其这些日裔士官，很多都在南洋参加过清剿某苏丹的抵抗战争，走到哪都是以血腥的杀戮震慑反抗者。杀一个不足以震慑，那就杀十个，一直杀到没人抵抗就好了。一群明帝国主义的走狗，在明帝国主义的旗号下，在别人的家园杀人放火。这个场面有点美，不忍直视。
舰队司令郑森的脸上百无聊赖，这样的战争对于他来说，毫无检验个人能力的价值，反倒是工程部队表现的机会来了。苏伊士这个港口在这个地区算是最大的，但是在远征军看来还是远远不足。码头上浓烟滚滚，小船反复将一个又一个步兵营送上岸。清理了码头周边的抵抗之后，千吨级别的运输船运输船靠岸，吊臂将水泥预制件放入海中，五个简易的深水栈桥慢慢的显出雏形。
按照战前的计划，至少需要十天的时间，所有人员和物资才能下完。这就是环境制约的结果，苏伊士这个港口比起孟买来说，都是落后之极的港口。码头吃水不足，设施不足，夺取这个港口之后，人员的问题好办，那么多物资就只能慢慢的等工程部队改善了码头环境才能提高效率。
大火烧起来之后，抵抗者无处藏身，有的选择出来战斗，无一例外被排枪达成了筛子，更多的人选择了跑路，剩下的都是无处栖身的普通百姓，拖家带口的，带着为数不多的家产，逃离家园。
侵略者小心翼翼的端着刺刀，踩着抵抗者的尸体前进，只要出现在面前危险距离的人，都会被招募来的阿奸喊话后，集中看押起来。无家可归者，只能用愤怒的眼神看着这些侵略者，占据他们的家园，屠杀他们的同胞。这些没有人性的家伙，稍有反抗就是一枪过来，或者直接用刺刀捅。真是太坏了！
第一个夜晚来临之前，整个苏伊士被清理了一遍，好一点房子都被霸占了。万余百姓只能在烧毁的家园内栖身，还在冒着烟的残垣断壁中寻找为数不多的家当。总的来说，这些侵略者的纪律还算比较好的，没有出现什么“强制牵手”事件。真不是这帮家伙本性善良，实在是军纪森严，被抓到后结果会很惨。对于这些日裔士兵来说，本地的女人碰了没好处，不然耐心的等待半个月后，从印度运来的女子服务团。虽然也很黑，但是比较安全，不会嗨到一半的时候，被仇恨的本地女人用剪刀或者别的什么捅一个窟窿。
一天的忙碌下来，一个步兵师登岸，并且在城区的富人居住区和码头附近圈出安全区。任何成年男子，只要靠近五十米内，一律击毙。实际上，本地的百姓不用说都会离他们远远的，只有那些心怀仇恨的抵抗者才会试图毛线靠近。这都是经验之谈了。
次日一早，几个深水简易栈桥发挥作用之后，本地人感觉到了这帮侵略者的不同。一群一群的阿奸，手持喇叭到处喊话，百姓只要住在规定的区域内，并且到指定的地点办理良民证，就可以自由活动，而且还能到码头去领一份救济粮食，还可以在码头上找到一份工作，报酬是纸币或者相应价格的食物。
侵略者良心发现这种事情，是没有多少人信的。但是总有一些男子，不做事就得挨饿的前提下，冒险走出指定的区域，按照要求办理了个人的身份证明之后，真的领到了一天的口粮。一小袋子的混合粉，鬼知道是什么东西做的，反正能吃就行了。用开水冲了成糊糊，吃起来味道还不错。或者浇点水，捏成团吃也行。反正就是登记一个人领一份粮食，并且被告知，如果有人抢夺他的粮食，可以来找当兵的维护他的利益。
你还真别说，这一招真是太狠毒了。当天晚上，从码头货轮上运下来的混合炒面（主要成分：玉米粉番薯粉土豆粉鱼骨粉），发放出去的不过一百多人。第二天一早，来了十几个鼻青脸肿的男子，他们带回去的食物被抢了，自己都舍不得吃，打算留给妻儿老小的，结果被抢了。被自己的同胞抢了少的可怜的食物不说，还被打了一顿。
本地人指定的居住区内，这一晚上发生的伤害抢夺事件数不胜数。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在这片原本就是贫民窟的残垣断壁之中，人性的丑恶一面尽显无疑。当这些被自己的同胞抢走口粮的本地人再次勇敢的站出来时，引发了一场治安行动。
对于那些没有走出来办理良民证，又是制定民居范围内的不安定分子，远征军在本地带着受害者的领路之下，凌晨时分悄悄潜入，包围，踹门，抓人。治安行动结束后，三百余人在行动中被弊伤或被抓。没有审判，被抓者直接处决，尸体掉在柱子上。次日一早，阿奸分子手持喇叭，站在一排“吊路灯”前，反复的宣传事情的经过，痛斥这些人的恶性和死有余辜，宣扬远征军的规矩不容破坏。
本地宗教派性之间的矛盾很深，加之生存的压力，治安事件之后，本地民区内部矛盾加深，很快分化成三股不同认知的人群。三者之间又有认同点，那就是侵略者凶残，良民证必须有。不同则在于，一种因为生活困难或者改善生活的目者，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主动为侵略者工作，换取一份不错的报酬，保证一家老小的生活。或者攫取一份权力，在同胞面前作威作福为目的。这种人是少数，但是影响力最大，他们的行为确确实实的在本地百姓中树立了标杆。另一种则是多数派，也是中间派，他们会去办良民证领取最基本的生存口粮，循规蹈矩的自谋生路，因为心怀畏惧而保持与侵略者的距离。最后同样数量不多，他们因为仇恨的因素，办良民证，领口粮，却不耽误他们继续仇恨和等待时机造反。
登陆之后的远征军，有条不紊的准备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以奥斯曼帝国在这个地区的低位而言，不可能坐视重要的港口和税收地被占领。这是一个大帝国的尊严问题，为了统治基础，也不得不在获悉苏伊士被占领后组织大军驱赶侵略者。
正因为这一点认知，远征军接下来以连为作战单位，不断的四处出击，清扫苏伊士周边一百公里之内的村镇。通往亚历山大港口的主干道二百公里距离内，沿途两侧十公里之内一律清理干净。当地百姓被刺刀逼着离开家园，搬到苏伊士附近的制定区域内，想要饿不死就必须办理良民证，想要吃饱过的好一点，就必须给侵略者工作。
半个月之后，反应迟缓的奥斯曼帝国军队集结出击的日子遥遥无期，登陆之后的殖民者，却已经成功的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将这些百姓安置在城区边缘的贫民窟。
人对于绝对强大者未必有反抗之心，但是对于同类之间的互相倾轧，往往毫不畏惧。发生在苏伊士的情况大抵如此，大约三万本地人，因为不同的教派问题，自觉的进行了分割，因为无节操的投机者的出现，狐假虎威的欺压自己人，为本派人牟利，导致已经自动分割的族群之间的矛盾滋生，不断的加重。
最主要的还是侵略者之中有一帮专业人员，他们对本地的族群和教派有相当的了解，针对本地百姓的政策，就是由这些人制定的。良民证和口粮的领取，把本地人牢牢的绑在了土地上，至少短期内是这样。当顺民，就能有一口吃的，不会饿死。不当顺民的话，最好不要被发现，否则不但自己要死，连累整个族群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因为侵略者的政策，本地百姓中各种情绪汇集，有感激，有仇恨，有麻木，有野心，各种情绪在侵略者的刺刀威逼下沉默，在沉默之中酝酿。就差一个契机，就能引发这些情绪的爆发，一旦爆发，这个地区因为教派和族群的问题，将酿成深仇大神，彻底分化。
用苏伊士特务头子魏文成的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来解释这个地区的殖民政策，“利用本地区宗教族群之间的传统矛盾，挑拨分化，制造仇恨，又拉又打，最终使之处在一个诸多零散势力存在同一地区的局面，无法对我之统治造成重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