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５０６章 形势所限
在此次对播州用兵上，众臣对小皇帝的保守感到诧异，觉得其对内外政策开始转向。过去小皇帝对于叛逆是毫不手软，一定要除之而后快，遣重兵围剿。而现在恰恰相反，小皇帝对蒙元的压迫日益增加，一些‘小事’就大动兵戈，且此次派遣远征军下南洋担任护航任务，也有宣威海外的意思。
赵昺如此决定也是有自己的想法。首先播州地区山高林密，不利于大兵团作战。而动用兵力少了，又难以对播州形成合围，切断其对外联系，你前脚走，他后脚又回来了，造成剿而不灭的局面，使战事陷入胶着，将朝廷拖入持久战，耗费大量的钱粮，掉入烧钱的陷阱，这对刚刚摆脱经济危机的宋廷是十分不利的。
其次，宋军主力的枪炮虽然犀利，可是在山里并不一定占据优势，而俚民生于斯，长于斯，熟悉山中的环境，适应这里的气候，来去如风，面对重兵围剿可以开展‘游击战’，将朝廷军队拖死在茫茫大山中。
此外，大军进剿即便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也必然造成惨重的伤亡，从而加深双方的仇恨，并不利于长治久安，一旦大军撤离便会复叛。而当今形势下，将大军南调平叛也并不现实，毕竟对面尚有数十万虎视眈眈的蒙元草原铁骑。
所以赵昺觉得要想通过残酷的镇压一劳永逸的解决广西俚乱并非上策，当然也不能任由播州杨氏形成割据，而采用剿抚并重，打击顽固分子，争取大多数俚民的支持，最后归于中央治下才是最稳妥的策略。这样既可以降低地方局势动荡，又能减少平民伤亡。
因而赵昺建议当下全面封锁进出播州的交通要道，严厉打击走私，使播州所产的茶叶、黑铅、木材等特产无法外运，先切断其财源；同时严禁向播州贩运铁器和粮食，以及生活用品。通过经济封锁削弱其战争潜力，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来加剧土官与平民间的矛盾，分化他们的联盟。
与此同时，利用多种手段从外围入手，收服那些实力较弱的小部落，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以此来逐步蚕食播州的势力范围，将其孤立起来。此外还可以分化瓦解杨氏，使其家族产生内乱，进一步降低其实力。当然军事手段也必不可少，对那些顽冥不化，决意以朝廷作对的部落坚决打击，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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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臣听罢，一番商议后觉得皇帝之策可行。当前播州杨氏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别由数个支系掌管播州事务。杨邦政、杨邦义、杨邦礼、杨邦杰、杨邦孚、杨邦光、杨邦怀皆杨大声之子。邦政为咸淳进士，官至播州招讨安抚使，杨邦政落业春台坝；杨邦仪落业三渡关；杨邦礼落业南坪；杨邦杰落业平远坝；邦孚分居郑家坝；邦光为咸淳进士，落业三和镇；邦怀分居南山；此为播州杨氏历史上的“八邦分支”。
杨汉英五岁承袭播州安抚使之职，当前也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一直由其母田氏代掌政柄，正是‘君弱臣强’的局面。在此形势下，孤儿寡母面对一群正当壮年的叔伯，其中艰难可想而知。过去有蒙元朝廷撑腰，他们尚能有所依靠，而今蒙元势衰自顾不暇，且联系已经被切断，失去了依仗，内乱几乎是无可避免。
众人听了都笑了，陛下的主意是相同的药方，用在了不同的地方，当年在琼州陛下就是用这个方法收服的当地诸俚，若是再加上一个媳妇就基本没有二致了。当然播州诸俚的实力要比琼州诸俚强大的多，但大宋也不再是当年惶惶不可终日的草台班子了。
对此大家没有什么异议，就算是通过了，这也是各省联合议事的好处，可以很快形成决议，形成议案，然后门下省审核通过，交由尚书省及枢密院做出方案，再由陛下审核下旨执行。而后大家又进入下一个议题，讨论扩军的必要性以及编制。
在内里地区布置禁军，这个议题很敏感，所以大家发言都很谨慎。因为本朝自太祖及后继者大多按照“守内虚外”的方针进行军事部署，将大多数禁军驻防在京城及附近地区，而边境上却只有少数禁军驻防。以致开封内外，兵营列峙相望。
宋初统治者为什么要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呢？
以赵昺所知首先“守内虚外”是当时北宋消灭割据、抵御外患的需要。一方面，北宋建立之初，全国还有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割据政权的存在。为消灭这些政权，宋太祖赵匡胤及赵普等人在充分估计自身军事、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经过再三权衡、深思熟虑，确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
为此，北宋政府便集中重兵、选派宿将，守卫北部要点。开封以北地势辽阔、平坦，北宋政府驻重兵于京师及附近，既有利于应付北方边境及各地之急，又可防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象的出现。这样，在任何情况下，皇帝随时都可调用禁军。
另一方面，北宋定都开封，而开封地处平原，不像洛阳、西安、北京那样有山川之险，加上此时辽国势力蒸蒸日上，幽云十六州的割失，更使北宋失去了抵御契丹贵族入侵的天然屏障。因此，要抵御边患，北宋只能以兵为险，驻重兵于京师，以成强干枝弱之势。
其次，“守内虚外”是当时北宋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需要。宋太祖亲眼目睹五代各国的交替情况，自身也靠兵变取得政权。所以，宋太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笼络和防备内部问题上，没有足够的决心来解除外患。他首先考虑的便是如何保持稳定并扩大统治基础进而加强集权，尤其是军权。
太祖担心如果还是精兵布满天下，则就地称乱的局面仍还有可能出现。因此，其要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叛乱，就必须牢牢地控制、掌握禁军。史书云：“太祖鉴前代之失，集精锐于京师。”由此可见，宋太祖将禁军驻防在京师，是总结前代之失、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再次，“守内虚外”是当时激烈的阶级矛盾的产物。宋太祖是靠兵变取得政权的，没有亲眼目睹农民战争的威力，因而他不仅没有采取措施去缓和阶级矛盾，反而使矛盾不断激化。
其一，北宋通过科举制、恩荫制等途径，大肆扶植地主阶级，给他们种种优厚待遇，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其二，北宋不仅继承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大部分杂税，而且还采取“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纵容地主阶级兼并农民土地，使土地兼并空前发展，阶级矛盾迅速激化。
其三，由于地主阶级逃避差役，北宋政府大大加重了农民的差役负担，甚至有的地区出现“下户半曾差作役”的状况。其四，北宋政府还把沉重的官俸、军费开支及后来的“岁币”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大肆压榨人民。
所以赵昺以为主要还是这种“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的政策下，阶级矛盾一开始就十分尖锐，使北宋统治者感到十分恐惧，担心百姓作乱。所以要时刻防备，从而驻重兵于京师以防不测，也是北宋当时的形势所需。
当然后继者此后依旧坚定不移的执行这项政策，还与对外战争的频频失利有关。太宗曾两次对辽大规模用兵，以图收复燕云十六州，改变被动的战争态势。但由于各自为战、策略失误等原因，经过高梁河和岐沟关等战役失败后，朝廷上下渐渐失去了进取决心，也存在普遍的恐辽病。
因而后代的继任者放弃了收复失地的计划，把政策重心重新转向对内，对辽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后来的“澶渊之盟”便是“守内虚外”的产物。而此策对于巩固统治，防止民变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成为成为契丹、西夏及后来的女真贵族屡次攻宋的重要因素，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南渡之后，为了对付不断南侵的女真，宋廷不得不依靠地方军头抗金，在形势缓和后也曾试图收归兵权于朝廷，但也不得不做出妥协，保留几个大的军镇。而蒙古灭金后，敌人虽然变了，但是形势反而更为紧张，禁军在战场上的无能，让朝廷愈加依靠边军和地方军。
在后期，朝廷一直也试图控制地方势力，其间的斗争也是极为惨烈，但是在天下大势之下也不得不屈服。而吕氏的降元让长江防线崩溃，最终导致了灭国。所以在新朝进入江南后，对于军队的部署朝臣们还是倾向于‘内实外虚’之策，避免新的军头产生，在内里腹地没有布置禁军，只靠少量的州军维持地方治安……
赵昺如此决定也是有自己的想法。首先播州地区山高林密，不利于大兵团作战。而动用兵力少了，又难以对播州形成合围，切断其对外联系，你前脚走，他后脚又回来了，造成剿而不灭的局面，使战事陷入胶着，将朝廷拖入持久战，耗费大量的钱粮，掉入烧钱的陷阱，这对刚刚摆脱经济危机的宋廷是十分不利的。
其次，宋军主力的枪炮虽然犀利，可是在山里并不一定占据优势，而俚民生于斯，长于斯，熟悉山中的环境，适应这里的气候，来去如风，面对重兵围剿可以开展‘游击战’，将朝廷军队拖死在茫茫大山中。
此外，大军进剿即便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也必然造成惨重的伤亡，从而加深双方的仇恨，并不利于长治久安，一旦大军撤离便会复叛。而当今形势下，将大军南调平叛也并不现实，毕竟对面尚有数十万虎视眈眈的蒙元草原铁骑。
所以赵昺觉得要想通过残酷的镇压一劳永逸的解决广西俚乱并非上策，当然也不能任由播州杨氏形成割据，而采用剿抚并重，打击顽固分子，争取大多数俚民的支持，最后归于中央治下才是最稳妥的策略。这样既可以降低地方局势动荡，又能减少平民伤亡。
因而赵昺建议当下全面封锁进出播州的交通要道，严厉打击走私，使播州所产的茶叶、黑铅、木材等特产无法外运，先切断其财源；同时严禁向播州贩运铁器和粮食，以及生活用品。通过经济封锁削弱其战争潜力，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来加剧土官与平民间的矛盾，分化他们的联盟。
与此同时，利用多种手段从外围入手，收服那些实力较弱的小部落，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以此来逐步蚕食播州的势力范围，将其孤立起来。此外还可以分化瓦解杨氏，使其家族产生内乱，进一步降低其实力。当然军事手段也必不可少，对那些顽冥不化，决意以朝廷作对的部落坚决打击，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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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臣听罢，一番商议后觉得皇帝之策可行。当前播州杨氏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别由数个支系掌管播州事务。杨邦政、杨邦义、杨邦礼、杨邦杰、杨邦孚、杨邦光、杨邦怀皆杨大声之子。邦政为咸淳进士，官至播州招讨安抚使，杨邦政落业春台坝；杨邦仪落业三渡关；杨邦礼落业南坪；杨邦杰落业平远坝；邦孚分居郑家坝；邦光为咸淳进士，落业三和镇；邦怀分居南山；此为播州杨氏历史上的“八邦分支”。
杨汉英五岁承袭播州安抚使之职，当前也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一直由其母田氏代掌政柄，正是‘君弱臣强’的局面。在此形势下，孤儿寡母面对一群正当壮年的叔伯，其中艰难可想而知。过去有蒙元朝廷撑腰，他们尚能有所依靠，而今蒙元势衰自顾不暇，且联系已经被切断，失去了依仗，内乱几乎是无可避免。
众人听了都笑了，陛下的主意是相同的药方，用在了不同的地方，当年在琼州陛下就是用这个方法收服的当地诸俚，若是再加上一个媳妇就基本没有二致了。当然播州诸俚的实力要比琼州诸俚强大的多，但大宋也不再是当年惶惶不可终日的草台班子了。
对此大家没有什么异议，就算是通过了，这也是各省联合议事的好处，可以很快形成决议，形成议案，然后门下省审核通过，交由尚书省及枢密院做出方案，再由陛下审核下旨执行。而后大家又进入下一个议题，讨论扩军的必要性以及编制。
在内里地区布置禁军，这个议题很敏感，所以大家发言都很谨慎。因为本朝自太祖及后继者大多按照“守内虚外”的方针进行军事部署，将大多数禁军驻防在京城及附近地区，而边境上却只有少数禁军驻防。以致开封内外，兵营列峙相望。
宋初统治者为什么要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呢？
以赵昺所知首先“守内虚外”是当时北宋消灭割据、抵御外患的需要。一方面，北宋建立之初，全国还有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割据政权的存在。为消灭这些政权，宋太祖赵匡胤及赵普等人在充分估计自身军事、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经过再三权衡、深思熟虑，确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
为此，北宋政府便集中重兵、选派宿将，守卫北部要点。开封以北地势辽阔、平坦，北宋政府驻重兵于京师及附近，既有利于应付北方边境及各地之急，又可防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象的出现。这样，在任何情况下，皇帝随时都可调用禁军。
另一方面，北宋定都开封，而开封地处平原，不像洛阳、西安、北京那样有山川之险，加上此时辽国势力蒸蒸日上，幽云十六州的割失，更使北宋失去了抵御契丹贵族入侵的天然屏障。因此，要抵御边患，北宋只能以兵为险，驻重兵于京师，以成强干枝弱之势。
其次，“守内虚外”是当时北宋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需要。宋太祖亲眼目睹五代各国的交替情况，自身也靠兵变取得政权。所以，宋太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笼络和防备内部问题上，没有足够的决心来解除外患。他首先考虑的便是如何保持稳定并扩大统治基础进而加强集权，尤其是军权。
太祖担心如果还是精兵布满天下，则就地称乱的局面仍还有可能出现。因此，其要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叛乱，就必须牢牢地控制、掌握禁军。史书云：“太祖鉴前代之失，集精锐于京师。”由此可见，宋太祖将禁军驻防在京师，是总结前代之失、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再次，“守内虚外”是当时激烈的阶级矛盾的产物。宋太祖是靠兵变取得政权的，没有亲眼目睹农民战争的威力，因而他不仅没有采取措施去缓和阶级矛盾，反而使矛盾不断激化。
其一，北宋通过科举制、恩荫制等途径，大肆扶植地主阶级，给他们种种优厚待遇，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其二，北宋不仅继承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大部分杂税，而且还采取“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纵容地主阶级兼并农民土地，使土地兼并空前发展，阶级矛盾迅速激化。
其三，由于地主阶级逃避差役，北宋政府大大加重了农民的差役负担，甚至有的地区出现“下户半曾差作役”的状况。其四，北宋政府还把沉重的官俸、军费开支及后来的“岁币”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大肆压榨人民。
所以赵昺以为主要还是这种“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的政策下，阶级矛盾一开始就十分尖锐，使北宋统治者感到十分恐惧，担心百姓作乱。所以要时刻防备，从而驻重兵于京师以防不测，也是北宋当时的形势所需。
当然后继者此后依旧坚定不移的执行这项政策，还与对外战争的频频失利有关。太宗曾两次对辽大规模用兵，以图收复燕云十六州，改变被动的战争态势。但由于各自为战、策略失误等原因，经过高梁河和岐沟关等战役失败后，朝廷上下渐渐失去了进取决心，也存在普遍的恐辽病。
因而后代的继任者放弃了收复失地的计划，把政策重心重新转向对内，对辽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后来的“澶渊之盟”便是“守内虚外”的产物。而此策对于巩固统治，防止民变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成为成为契丹、西夏及后来的女真贵族屡次攻宋的重要因素，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南渡之后，为了对付不断南侵的女真，宋廷不得不依靠地方军头抗金，在形势缓和后也曾试图收归兵权于朝廷，但也不得不做出妥协，保留几个大的军镇。而蒙古灭金后，敌人虽然变了，但是形势反而更为紧张，禁军在战场上的无能，让朝廷愈加依靠边军和地方军。
在后期，朝廷一直也试图控制地方势力，其间的斗争也是极为惨烈，但是在天下大势之下也不得不屈服。而吕氏的降元让长江防线崩溃，最终导致了灭国。所以在新朝进入江南后，对于军队的部署朝臣们还是倾向于‘内实外虚’之策，避免新的军头产生，在内里腹地没有布置禁军，只靠少量的州军维持地方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