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６４９章 起步艰难
翻看着呈上来的有关河北、山西和山东的《晴雨录》，赵昺将其中有用的信息摘录出来，一一进行验证，这是个极为繁琐和考验耐心的工作。
要知道二次北伐，宋军才进入河北等地，而事务局的探子活动范围也是有限的，无法准确记录当地的气象资料，有的年份只是一个月发生的气象情况，或是从行商和旅人口中获得的某地下了大雨成灾，或是干旱导致土地龟裂，河流断流等等。
另一个方面以现在的科技水平，即便做了详细记录，同样无法如现代有数字进行客观表述，往往只是微冷、寒冷、需添衣，或是酷热、闷热、甚于往年等，借助体感的概略之词，缺乏具体标准的记录。
这就让赵昺难以对当地气候变化做出精确判断，而这就要借助其它方面的资料，不只是限于当地的天气记录，就还涉及到农业的丰歉，物价涨落、灾害的大小，甚至当地流行的民间谚语，来进行推断。而此次引起他的警觉，就是因为地志中几句俗语。
徐宏看陛下进入工作状态，也不宜再详问，因此也就有给皇帝加了个烛台，剪了烛芯，让屋里更加亮堂些。而后悄悄的退出了皇帝寝室，虚掩上门，叮嘱了两句值守的侍卫，才到隔壁的房间和衣躺下。他也要抓紧一切时间休息，因为皇帝的精力太过旺盛了，否则是真熬不过其。
赵昺要将各种记述分别按照地域誊摘到纸上，然后再加以分析，而做完初步工作，外边传来更鼓声，已经是丑时了。他揉揉有些酸涩的眼睛叹口气，本想一气呵成分析出初步结果，但是也觉得疲惫了，而明天还要继续行军，想想还是吹熄了烛火，睡上一会儿。
但是刚刚用过脑子，一时间哪里又睡得着，赵昺回想着刚刚自己做的事情突然笑了。按照制度，他刚刚书写的文字都会记入档案留存起来，若是有幸能存留到现代让后人发现，自己是不是又要多一个‘气象学家’的名头。
要知道古代社会虽然早就出现了相关气象记录，但是就如让自己感到困顿的一样皆是只言片语的记述，根本不成体系。而他还记的前世中的科学家为了了解古代气候变迁，不得不借助古代的诗词有关描写来做出判断。
而具赵昺所知古时历朝历代的皇帝虽然也关心地方雨水情况，但是雨水上报主要还是看皇帝个人需求，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而真正的雨泽奏报制度是产生在清代。
清代皇帝深知雨水情况与农业收成、地方治乱的关系，因此他们对雨水情况十分上心，便将前代气象呈报的做法加以变革，推出雨泽奏报制度。各直省需进行气候，尤其是雨雪的测量，并逐级上呈朝廷。
有学者指出，清代的雨泽奏报制度应发端于康熙时期，因为其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他对农业的关注，“农事为民生之本，必雨雪以时，庶春耕不误，秋成可望。”而具推断苏州织造李煦是此事的最早发端者，其上呈的“苏州得雨并报米价折”，可以看作是雨泽奏报制度的开端。
不过事实上，李煦除了奏折外，还向皇帝呈报了另一种气候记录——“晴雨录”，一种更为细致的气象记录。“晴雨录”需要人们日夜值班，把十二个时辰的天气都详细加以记录。晴、阴、雷、雨、雪、雾和风向等情形都需要被记录在晴雨录中。
清代的雨水、收成、粮价又有相应的奏报制度，这些数据合而为一，形成了庞大的“清代农业数据信息系统”。使得清代官员上报的雨雪数据在当代也是十分珍贵的气象资料。它们的存在，为史学研究者探寻清代气候变化规律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赵昺这个穿越者当初可没有那么多的想法，而只是单纯的想保命。要知道他当初到了这个世界，正是‘海上行朝’时期，面对变幻难测的大海，稍有不慎就要葬身大海之中，加之海上行船与风浪变化息息相关，甚至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他也就被动的‘关心’起气象情况。
也就是在军事需要的情况下，赵昺建立起气象观测组织，开始是隶属于水军，测定方式也极为简单，工具更是简陋。但随着在琼州站稳脚，他的注意力也开始转向民事，而缺粮一直是行朝最大的问题，在外购粮食时就要考虑哪些地方丰歉，粮价低廉。
于是乎事务局的探子在收集蒙元军政和经济信息的时候，又多了个收集气象资料的任务，如此可以让他们了解哪里风调雨顺，粮食价格较低，然后有目的的遣人去收购，再辗转运回琼州，其实说到底都是缺钱闹的。
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有组织的气象和水情观测体系逐步形成，晴雨奏报得以制度化。但是观测手段还是十分落后，主要缺乏标准和仪器，结果自然谈不上精准，更难以实现准确的预报天气。
赵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费了不少精力，他结合现代和当下的情况制定了标准。比如在没有温度计的情况下，将气温划分为严寒、寒冷、较冷、适宜、较热、热、酷热；风力采用现代的十二级划分，而标准就是现代小学生都会背诵的《风级歌》。
天气云量也是采用阴、多云、晴来表述；雾的大小则用现代能见度来划分等级，以适应行船。潮汐的大小是以每年最大的潮汐日划定原点，来作为测量的依据；而江河主要是测量水深、流速和河面宽度变化。
降雨的大小则采用了古代通行的“雨雪的分寸法”。那么，雨雪的分寸到底指什么呢？《西游记》中，有一段龙王与算卦人袁守诚赌雨的记载，便是用分寸来形容雨量：
龙王曰：“请卜天上阴晴事如何。”
先生即袖传一课，断曰：“云迷山顶，雾罩林梢。若占雨泽，准在明朝。”
龙王曰：“明日甚时下雨？雨有多少尺寸？”
先生道：“明日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
龙王问袁守诚明日下雨的雨量，袁守诚就用得水尺寸来回答他。
所以“雨雪分寸”就是每次降雨过程后降水渗入到土壤的深度，“得雨三寸”，表示此次降水过程降水入土深度为三寸。
现代社会中恐怕已经没有人用雨雪分寸来记录一场雨雪的大小。今天我们提的降水量，主要是指从天上降落到地面上的雨水，未经流失蒸发和渗漏时，在地面上的高度。降水量通常以毫米）为单位。但在古代，更常见的是用雨雪入土几寸衡量雨量的做法。
这些标准与现代比较相当的粗糙，只是一个概量。当然赵昺也想做的精确，也试图做些简单的仪器，比如他已经根据同穿越到此的快递箱中，其中盛放的测风仪和风暴瓶都仿制成功了。而更为复杂的温度计则颇费周折，在这个没有玻璃的时代，只能做机械式的。
而机械式温度计的工作原理是一个用两种或多种金属片叠压在一起组成的多层金属片，利用两种不同金属在温度改变时膨胀程度不同的原理工作的。一端受热膨胀时，带动指针旋转，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势所应的温度值。
可古代发现的金属种类还很有限，赵昺也没有现成的数据可以参考，只能是通过一次次实验将不同的金属通过无数次的组合来摸索。可以说耗费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才研制成功，但是量产还需要时间。
至于预测雨雪天气最至关重要的湿度计，赵昺至今还在研究阶段，无法攻破瓶颈。所以现在测量空气湿度的仪器，就是一口盛满凉水的大缸，根据上面结成的露水量做出湿度大小的判断，这种方法用脚指头想来也不会精确。
不过朝廷全面对统治地区全方位的气象进行监测，主要还是在收复江南后完成的。也正如徐宏所知的那样，行朝回到江南后，大批官员分赴四方任职。而他们知道皇帝有收集各地气象和水情资料的爱好，便开始在奏表上顺便说上几句当地天气情况，后来在赵昺的鼓励和提议下自发性的行为逐渐形成制度。
可是让朝廷整天频繁的接收这么多天气信息，不免有人会有非议，以为那些题目极为相似，内容也有些模式化的说雨雪奏折是“垃圾奏折”，是想要在皇帝面前刷存在感，拍有听天气晚报爱好的皇帝的马屁。
他们却不知当皇帝的也会对这些浩瀚的资料有些头疼，不过他会甩包袱，将这些消息让手下们作出预处理，便于他阅读和做出判断。而赵昺就是以‘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完成了十数年的气象‘研究’，积累下了江南大部和中原部分地区的气象资料，为大宋军事和农业服务的……
要知道二次北伐，宋军才进入河北等地，而事务局的探子活动范围也是有限的，无法准确记录当地的气象资料，有的年份只是一个月发生的气象情况，或是从行商和旅人口中获得的某地下了大雨成灾，或是干旱导致土地龟裂，河流断流等等。
另一个方面以现在的科技水平，即便做了详细记录，同样无法如现代有数字进行客观表述，往往只是微冷、寒冷、需添衣，或是酷热、闷热、甚于往年等，借助体感的概略之词，缺乏具体标准的记录。
这就让赵昺难以对当地气候变化做出精确判断，而这就要借助其它方面的资料，不只是限于当地的天气记录，就还涉及到农业的丰歉，物价涨落、灾害的大小，甚至当地流行的民间谚语，来进行推断。而此次引起他的警觉，就是因为地志中几句俗语。
徐宏看陛下进入工作状态，也不宜再详问，因此也就有给皇帝加了个烛台，剪了烛芯，让屋里更加亮堂些。而后悄悄的退出了皇帝寝室，虚掩上门，叮嘱了两句值守的侍卫，才到隔壁的房间和衣躺下。他也要抓紧一切时间休息，因为皇帝的精力太过旺盛了，否则是真熬不过其。
赵昺要将各种记述分别按照地域誊摘到纸上，然后再加以分析，而做完初步工作，外边传来更鼓声，已经是丑时了。他揉揉有些酸涩的眼睛叹口气，本想一气呵成分析出初步结果，但是也觉得疲惫了，而明天还要继续行军，想想还是吹熄了烛火，睡上一会儿。
但是刚刚用过脑子，一时间哪里又睡得着，赵昺回想着刚刚自己做的事情突然笑了。按照制度，他刚刚书写的文字都会记入档案留存起来，若是有幸能存留到现代让后人发现，自己是不是又要多一个‘气象学家’的名头。
要知道古代社会虽然早就出现了相关气象记录，但是就如让自己感到困顿的一样皆是只言片语的记述，根本不成体系。而他还记的前世中的科学家为了了解古代气候变迁，不得不借助古代的诗词有关描写来做出判断。
而具赵昺所知古时历朝历代的皇帝虽然也关心地方雨水情况，但是雨水上报主要还是看皇帝个人需求，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而真正的雨泽奏报制度是产生在清代。
清代皇帝深知雨水情况与农业收成、地方治乱的关系，因此他们对雨水情况十分上心，便将前代气象呈报的做法加以变革，推出雨泽奏报制度。各直省需进行气候，尤其是雨雪的测量，并逐级上呈朝廷。
有学者指出，清代的雨泽奏报制度应发端于康熙时期，因为其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他对农业的关注，“农事为民生之本，必雨雪以时，庶春耕不误，秋成可望。”而具推断苏州织造李煦是此事的最早发端者，其上呈的“苏州得雨并报米价折”，可以看作是雨泽奏报制度的开端。
不过事实上，李煦除了奏折外，还向皇帝呈报了另一种气候记录——“晴雨录”，一种更为细致的气象记录。“晴雨录”需要人们日夜值班，把十二个时辰的天气都详细加以记录。晴、阴、雷、雨、雪、雾和风向等情形都需要被记录在晴雨录中。
清代的雨水、收成、粮价又有相应的奏报制度，这些数据合而为一，形成了庞大的“清代农业数据信息系统”。使得清代官员上报的雨雪数据在当代也是十分珍贵的气象资料。它们的存在，为史学研究者探寻清代气候变化规律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赵昺这个穿越者当初可没有那么多的想法，而只是单纯的想保命。要知道他当初到了这个世界，正是‘海上行朝’时期，面对变幻难测的大海，稍有不慎就要葬身大海之中，加之海上行船与风浪变化息息相关，甚至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他也就被动的‘关心’起气象情况。
也就是在军事需要的情况下，赵昺建立起气象观测组织，开始是隶属于水军，测定方式也极为简单，工具更是简陋。但随着在琼州站稳脚，他的注意力也开始转向民事，而缺粮一直是行朝最大的问题，在外购粮食时就要考虑哪些地方丰歉，粮价低廉。
于是乎事务局的探子在收集蒙元军政和经济信息的时候，又多了个收集气象资料的任务，如此可以让他们了解哪里风调雨顺，粮食价格较低，然后有目的的遣人去收购，再辗转运回琼州，其实说到底都是缺钱闹的。
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有组织的气象和水情观测体系逐步形成，晴雨奏报得以制度化。但是观测手段还是十分落后，主要缺乏标准和仪器，结果自然谈不上精准，更难以实现准确的预报天气。
赵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费了不少精力，他结合现代和当下的情况制定了标准。比如在没有温度计的情况下，将气温划分为严寒、寒冷、较冷、适宜、较热、热、酷热；风力采用现代的十二级划分，而标准就是现代小学生都会背诵的《风级歌》。
天气云量也是采用阴、多云、晴来表述；雾的大小则用现代能见度来划分等级，以适应行船。潮汐的大小是以每年最大的潮汐日划定原点，来作为测量的依据；而江河主要是测量水深、流速和河面宽度变化。
降雨的大小则采用了古代通行的“雨雪的分寸法”。那么，雨雪的分寸到底指什么呢？《西游记》中，有一段龙王与算卦人袁守诚赌雨的记载，便是用分寸来形容雨量：
龙王曰：“请卜天上阴晴事如何。”
先生即袖传一课，断曰：“云迷山顶，雾罩林梢。若占雨泽，准在明朝。”
龙王曰：“明日甚时下雨？雨有多少尺寸？”
先生道：“明日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
龙王问袁守诚明日下雨的雨量，袁守诚就用得水尺寸来回答他。
所以“雨雪分寸”就是每次降雨过程后降水渗入到土壤的深度，“得雨三寸”，表示此次降水过程降水入土深度为三寸。
现代社会中恐怕已经没有人用雨雪分寸来记录一场雨雪的大小。今天我们提的降水量，主要是指从天上降落到地面上的雨水，未经流失蒸发和渗漏时，在地面上的高度。降水量通常以毫米）为单位。但在古代，更常见的是用雨雪入土几寸衡量雨量的做法。
这些标准与现代比较相当的粗糙，只是一个概量。当然赵昺也想做的精确，也试图做些简单的仪器，比如他已经根据同穿越到此的快递箱中，其中盛放的测风仪和风暴瓶都仿制成功了。而更为复杂的温度计则颇费周折，在这个没有玻璃的时代，只能做机械式的。
而机械式温度计的工作原理是一个用两种或多种金属片叠压在一起组成的多层金属片，利用两种不同金属在温度改变时膨胀程度不同的原理工作的。一端受热膨胀时，带动指针旋转，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势所应的温度值。
可古代发现的金属种类还很有限，赵昺也没有现成的数据可以参考，只能是通过一次次实验将不同的金属通过无数次的组合来摸索。可以说耗费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才研制成功，但是量产还需要时间。
至于预测雨雪天气最至关重要的湿度计，赵昺至今还在研究阶段，无法攻破瓶颈。所以现在测量空气湿度的仪器，就是一口盛满凉水的大缸，根据上面结成的露水量做出湿度大小的判断，这种方法用脚指头想来也不会精确。
不过朝廷全面对统治地区全方位的气象进行监测，主要还是在收复江南后完成的。也正如徐宏所知的那样，行朝回到江南后，大批官员分赴四方任职。而他们知道皇帝有收集各地气象和水情资料的爱好，便开始在奏表上顺便说上几句当地天气情况，后来在赵昺的鼓励和提议下自发性的行为逐渐形成制度。
可是让朝廷整天频繁的接收这么多天气信息，不免有人会有非议，以为那些题目极为相似，内容也有些模式化的说雨雪奏折是“垃圾奏折”，是想要在皇帝面前刷存在感，拍有听天气晚报爱好的皇帝的马屁。
他们却不知当皇帝的也会对这些浩瀚的资料有些头疼，不过他会甩包袱，将这些消息让手下们作出预处理，便于他阅读和做出判断。而赵昺就是以‘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完成了十数年的气象‘研究’，积累下了江南大部和中原部分地区的气象资料，为大宋军事和农业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