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６５８章 知兵知将
当我们翻开史书的时候，发现文臣‘知兵’的人很是不少，赵昺也曾有过这样的考虑，既然文臣能领兵，又便于控制，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但是在实践中他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知战阵，能领兵者寥寥无几。
这当然不是赵昺的臆断和偏见。因为行朝成立于国破家亡之际，混乱的情况下也顾不得许多，可以说文武齐上阵，如陆秀夫曾在陈宜中出走后主持军政、文天祥以副相身份在江西组织义勇抗元、陈则翁则是以广东路转运使的身份在广州抗元等等，可以说朝中许多文臣都有领兵的经历。
但是文臣领兵的结局大多不妙，文天祥被斩于大都，各地的抗元力量逐步被剿灭，若非赵昺穿越而来，陆秀夫便背着幼帝蹈海殉国，大宋最后一丝余晖坠于崖山。就这段历史而言，他以为所谓文臣领兵就不大靠谱。
赵昺以为这失败的板子也不能都打在这些文臣身上，而是隋唐之后的制度问题，让文臣知兵失去了成长的环境。宋朝的重文轻武，逐渐发展成文臣领导武将、武将带领士兵的局面，让这些读书人直接指挥士兵上阵冲锋，也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所以说隋唐之后文臣知兵就是个笑话，而入宋后除了太祖，历代皇帝也都是只会纸上谈兵，可还要每逢大战授阵图，如此军事指挥制度下就可以想象大宋败亡其实也不算太冤。但也有人会说，明朝重文轻武比之宋朝更甚，可以称得上是‘以文驭武’，可知兵的文臣却层出不穷。
可是赵昺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在明代‘知兵’的文臣真正成功的仅有于谦、胡宗宪、张居正等人，即便加上一个所谓文可定国，武可安邦的异类卢象升，也是屈指可数，数量远远少于和他们同时代的如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李如松父子等名将。
且明朝这些文臣之所以得以成命，却也非是亲自领兵上阵，他们的成功都不以善用兵自诩，而是着重于选将任能、筹措粮秣以及厉行赏罚，确切的说是知将，而不是知兵。
如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于谦，在保卫北京的过程中大胆启用陶瑾、高礼、孙镗等将领，并调集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立即奔赴顺天府，依次经营筹画部署。
针对北京城内军械不足，于谦一方面命令工部加紧赶制，一面将南京库存兵器的调入北京，补充守城部队。甚至还派人到土木堡收集明军溃败时丢弃的军械。
在粮食储备和运输方面，于谦一方面征集大车命令官军去运粮，一方面向京城内的百姓发出告示，谁愿意出城抢运粮食，在得到运费的同时，每运二十石粮食还会奖励一两银子。几天功夫，通州粮仓的粮食全部被运到京城储存起来，充足的粮食储备稳定了军心民心。
于谦准许官兵预支半年军饷的做法更让全军上下欢呼雀跃。正是凭借着兵力和物资储备上的优势，明军一扫“土木堡之败”后的颓势。最终在北京城下击退了来势汹汹的瓦剌大军。
嘉靖年间受命清剿倭寇的名臣胡宗宪，同样慧眼识人。他重用的俞大猷、戚继光等均在战场上屡立战功，成为抗倭前线的中流砥柱。只是胡宗宪权柄有限，还需要亲自带兵前去救火。但与指挥不动一线的胡宗宪相比，张居正的御下之术可谓登峰造极。
在培养和信用戚继光、李成梁两员名将时，张居正经常给予敲打。如镇守辽东的李成梁，原本立功，下面巡抚已为他申请封爵，张居正却亲自导演了李成梁所部“杀良冒功”的政治风波，又并不继续追责，给予希望。
眼看胡萝卜近在咫尺，李成梁只能兢兢业业，积累战功终于在“东昌堡大捷”后，在张居正授意下，辽东巡抚上奏为李成梁请功。万历七年五月，明神宗朱翊钧下旨册封李成梁为“岁支禄米八百石”的宁远伯，并特许其一子可以世袭卫所指挥使一职。
此时的李成梁表现得颇为恭顺，竟主动上奏请辞。明神宗朱翊钧为此特意批示：“（李成）梁屡立奇功，加恩非滥，谕殚忠奋勇，以图报称，不允辞”。这种让武将毕恭毕敬、不敢造成的本事，是文人知兵的典范。
而让后世最为崇拜的，则是清末以文人统兵的曾国藩。其本人并不善军事，这才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典故。但他的能力在于善用人、善筹划。最终一手打造出一支颇为强大的湘军。当然，此时已经是洋枪洋炮的时代，武勇已经过时，战争打的是武器和后勤。
纵观中国历史，文人确实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家。但理论上的知识距离成功实践终究还有很大的距离。更何况战争本就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博弈，并非个人的天赋、努力与否能决定的。
因此，在历史上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如王阳明、曾国藩等真正在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文臣，他们所具备的优势从来不是“知兵”，而是“知人”“用人”和“会作人”。武将们呢？他们在“重文轻武”的千年魔咒禁锢下，逐渐失去了精气神，成了赳赳武夫，在“文臣知兵”的大环境下任由摆布，成了冲锋陷阵的工具人。
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到了宋明时期，最优秀的人才是一心一意科举做官，不愿意去当兵，毕竟武职空间有限，地位又低，实在是挺郁闷。事实上，为了打仗，正是在重文轻武的宋朝开始了“武举”。
比试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武举制度臻于规整。当时，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还要考问军事策略，比如孙子兵法。所谓的“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把军事谋略置于军事技术之上，如果在谋略上考试不及格，不能参加武试。
值得一提的是明后期也出过一位如应节严般文武通材——熊廷弼，据说，熊廷弼先是万历某科湖广武乡试第一名，后弃武从文，又中万历丁酉湖广乡试第一名，次年登进士。
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熊大人，当了兵部右侍郎、辽东经略，一度让后金的努尔哈赤的攻势受阻。他招集流亡，整肃军令，制造兵器，巩固守备，让后金一方一筹莫展。但最终其与广宁巡抚王化贞不和，终致兵败溃败，坐罪下狱。
所以赵昺只能叹口气曰：文臣知兵谈何容易，而儒将也不等于文臣……
王钦听了赵昺的话，好感大增，其虽然没有明着帮自己说话，可也没有‘屈服’于两个读书人的‘淫威’，让他们不要想着当什么儒将，而是将让他们一边凉快，该干嘛干嘛去。至于另外两位读书人自然感觉受到了奚落，却也碍于面子不好说什么重话，只好结束了这个话题。
此时时间已有些晚了，加之刚才的争执大家没有翻脸，却也让几个人有些尴尬，于是便草草散了。赵昺出了屋，信步向自家的营地走去，而余光扫过，便见身后有人从暗处闪出，若即若离的跟在身后，看他进了院子才离开。
皇帝可以与大家同甘共苦，但大家却不敢怠慢，还是给陛下安排了个单间，用屏风将大通屋隔成了内外三间，让陛下住的舒服些。赵昺洗漱完毕，又批阅了几份紧急公文，便没有再出去，更衣睡下了。
昨晚没休息好，今天又喝了点儿酒，赵昺本觉得有些困意。北方寒冷，军营中为了御寒睡得都是火炕。他上辈子是北方人，但他生活的年代城市中早就淘汰了火炕，只是偶尔回乡下才能享受两天。但这辈子在无冬的琼州待了十年，此后又一直在江南，还没有睡过大炕。
可能大家怕皇帝晚上受寒，毫不吝啬柴禾，将炕烧的很热。赵昺初时还觉得烙的浑身舒服，很是解乏。可时间不长便有些受不了了，让人加了两床褥子，可还是浑身燥热，翻来覆去的‘烙饼’，那点儿倦意也随之没了。
想着今天酒桌的争执，赵昺觉得有些意思。而今赵昺收复的国土越来越大，人口也随之增多，不比在琼州时，岛南放个屁，岛西都能闻到。他那时可以轻易的了解到各种大事小情，知道人们所思所想。
可现在赵昺高高在上，别说底层的声音，就是京畿之外的事情都难以了解，那些‘小事’早就被各级官员压住了，根本传不到他的耳朵里，所以说现在他管的都是军国大事，统领全局，无法了解基层官员和百姓所想。
这次赵昺隐于军伍之中，厮混于那些芝麻大小的官吏及夫役之中，却难得接触到了基层官吏的生活，体会到了他们的艰辛……
这当然不是赵昺的臆断和偏见。因为行朝成立于国破家亡之际，混乱的情况下也顾不得许多，可以说文武齐上阵，如陆秀夫曾在陈宜中出走后主持军政、文天祥以副相身份在江西组织义勇抗元、陈则翁则是以广东路转运使的身份在广州抗元等等，可以说朝中许多文臣都有领兵的经历。
但是文臣领兵的结局大多不妙，文天祥被斩于大都，各地的抗元力量逐步被剿灭，若非赵昺穿越而来，陆秀夫便背着幼帝蹈海殉国，大宋最后一丝余晖坠于崖山。就这段历史而言，他以为所谓文臣领兵就不大靠谱。
赵昺以为这失败的板子也不能都打在这些文臣身上，而是隋唐之后的制度问题，让文臣知兵失去了成长的环境。宋朝的重文轻武，逐渐发展成文臣领导武将、武将带领士兵的局面，让这些读书人直接指挥士兵上阵冲锋，也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所以说隋唐之后文臣知兵就是个笑话，而入宋后除了太祖，历代皇帝也都是只会纸上谈兵，可还要每逢大战授阵图，如此军事指挥制度下就可以想象大宋败亡其实也不算太冤。但也有人会说，明朝重文轻武比之宋朝更甚，可以称得上是‘以文驭武’，可知兵的文臣却层出不穷。
可是赵昺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在明代‘知兵’的文臣真正成功的仅有于谦、胡宗宪、张居正等人，即便加上一个所谓文可定国，武可安邦的异类卢象升，也是屈指可数，数量远远少于和他们同时代的如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李如松父子等名将。
且明朝这些文臣之所以得以成命，却也非是亲自领兵上阵，他们的成功都不以善用兵自诩，而是着重于选将任能、筹措粮秣以及厉行赏罚，确切的说是知将，而不是知兵。
如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于谦，在保卫北京的过程中大胆启用陶瑾、高礼、孙镗等将领，并调集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立即奔赴顺天府，依次经营筹画部署。
针对北京城内军械不足，于谦一方面命令工部加紧赶制，一面将南京库存兵器的调入北京，补充守城部队。甚至还派人到土木堡收集明军溃败时丢弃的军械。
在粮食储备和运输方面，于谦一方面征集大车命令官军去运粮，一方面向京城内的百姓发出告示，谁愿意出城抢运粮食，在得到运费的同时，每运二十石粮食还会奖励一两银子。几天功夫，通州粮仓的粮食全部被运到京城储存起来，充足的粮食储备稳定了军心民心。
于谦准许官兵预支半年军饷的做法更让全军上下欢呼雀跃。正是凭借着兵力和物资储备上的优势，明军一扫“土木堡之败”后的颓势。最终在北京城下击退了来势汹汹的瓦剌大军。
嘉靖年间受命清剿倭寇的名臣胡宗宪，同样慧眼识人。他重用的俞大猷、戚继光等均在战场上屡立战功，成为抗倭前线的中流砥柱。只是胡宗宪权柄有限，还需要亲自带兵前去救火。但与指挥不动一线的胡宗宪相比，张居正的御下之术可谓登峰造极。
在培养和信用戚继光、李成梁两员名将时，张居正经常给予敲打。如镇守辽东的李成梁，原本立功，下面巡抚已为他申请封爵，张居正却亲自导演了李成梁所部“杀良冒功”的政治风波，又并不继续追责，给予希望。
眼看胡萝卜近在咫尺，李成梁只能兢兢业业，积累战功终于在“东昌堡大捷”后，在张居正授意下，辽东巡抚上奏为李成梁请功。万历七年五月，明神宗朱翊钧下旨册封李成梁为“岁支禄米八百石”的宁远伯，并特许其一子可以世袭卫所指挥使一职。
此时的李成梁表现得颇为恭顺，竟主动上奏请辞。明神宗朱翊钧为此特意批示：“（李成）梁屡立奇功，加恩非滥，谕殚忠奋勇，以图报称，不允辞”。这种让武将毕恭毕敬、不敢造成的本事，是文人知兵的典范。
而让后世最为崇拜的，则是清末以文人统兵的曾国藩。其本人并不善军事，这才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典故。但他的能力在于善用人、善筹划。最终一手打造出一支颇为强大的湘军。当然，此时已经是洋枪洋炮的时代，武勇已经过时，战争打的是武器和后勤。
纵观中国历史，文人确实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家。但理论上的知识距离成功实践终究还有很大的距离。更何况战争本就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博弈，并非个人的天赋、努力与否能决定的。
因此，在历史上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如王阳明、曾国藩等真正在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文臣，他们所具备的优势从来不是“知兵”，而是“知人”“用人”和“会作人”。武将们呢？他们在“重文轻武”的千年魔咒禁锢下，逐渐失去了精气神，成了赳赳武夫，在“文臣知兵”的大环境下任由摆布，成了冲锋陷阵的工具人。
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到了宋明时期，最优秀的人才是一心一意科举做官，不愿意去当兵，毕竟武职空间有限，地位又低，实在是挺郁闷。事实上，为了打仗，正是在重文轻武的宋朝开始了“武举”。
比试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武举制度臻于规整。当时，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还要考问军事策略，比如孙子兵法。所谓的“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把军事谋略置于军事技术之上，如果在谋略上考试不及格，不能参加武试。
值得一提的是明后期也出过一位如应节严般文武通材——熊廷弼，据说，熊廷弼先是万历某科湖广武乡试第一名，后弃武从文，又中万历丁酉湖广乡试第一名，次年登进士。
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熊大人，当了兵部右侍郎、辽东经略，一度让后金的努尔哈赤的攻势受阻。他招集流亡，整肃军令，制造兵器，巩固守备，让后金一方一筹莫展。但最终其与广宁巡抚王化贞不和，终致兵败溃败，坐罪下狱。
所以赵昺只能叹口气曰：文臣知兵谈何容易，而儒将也不等于文臣……
王钦听了赵昺的话，好感大增，其虽然没有明着帮自己说话，可也没有‘屈服’于两个读书人的‘淫威’，让他们不要想着当什么儒将，而是将让他们一边凉快，该干嘛干嘛去。至于另外两位读书人自然感觉受到了奚落，却也碍于面子不好说什么重话，只好结束了这个话题。
此时时间已有些晚了，加之刚才的争执大家没有翻脸，却也让几个人有些尴尬，于是便草草散了。赵昺出了屋，信步向自家的营地走去，而余光扫过，便见身后有人从暗处闪出，若即若离的跟在身后，看他进了院子才离开。
皇帝可以与大家同甘共苦，但大家却不敢怠慢，还是给陛下安排了个单间，用屏风将大通屋隔成了内外三间，让陛下住的舒服些。赵昺洗漱完毕，又批阅了几份紧急公文，便没有再出去，更衣睡下了。
昨晚没休息好，今天又喝了点儿酒，赵昺本觉得有些困意。北方寒冷，军营中为了御寒睡得都是火炕。他上辈子是北方人，但他生活的年代城市中早就淘汰了火炕，只是偶尔回乡下才能享受两天。但这辈子在无冬的琼州待了十年，此后又一直在江南，还没有睡过大炕。
可能大家怕皇帝晚上受寒，毫不吝啬柴禾，将炕烧的很热。赵昺初时还觉得烙的浑身舒服，很是解乏。可时间不长便有些受不了了，让人加了两床褥子，可还是浑身燥热，翻来覆去的‘烙饼’，那点儿倦意也随之没了。
想着今天酒桌的争执，赵昺觉得有些意思。而今赵昺收复的国土越来越大，人口也随之增多，不比在琼州时，岛南放个屁，岛西都能闻到。他那时可以轻易的了解到各种大事小情，知道人们所思所想。
可现在赵昺高高在上，别说底层的声音，就是京畿之外的事情都难以了解，那些‘小事’早就被各级官员压住了，根本传不到他的耳朵里，所以说现在他管的都是军国大事，统领全局，无法了解基层官员和百姓所想。
这次赵昺隐于军伍之中，厮混于那些芝麻大小的官吏及夫役之中，却难得接触到了基层官吏的生活，体会到了他们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