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西方经济学的再认识
二、对西方经济学的再认识
要回答“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如何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的问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面临的、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今天，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再认识。
西方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也就是大概念和小概念之分。广义的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大家族，既包括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和各个流派，其中基础和核心的部分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又包括货币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分支，还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经济学流派。狭义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指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学主流学派。从广义的西方经济学来看，其中有一部分是研究生产关系的或者制度的，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政治经济学、法和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我们不能一概说西方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关系。
狭义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它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原理，我认为实际上是一门市场经济学，更确切地说，是一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从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开始，一代一代的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经济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理论阐释，使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跨越新阶段，不断出现新的经济问题和新的经济现象，从而刺激了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新陈代谢，推动了经济学流派的此起彼落。
研究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学主流学派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阐释的主要是市场机制运行的机理，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数量关系。
中国经济学界过去主流的看法是，西方经济学是一种庸俗经济学，因为马克思把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定为庸俗经济学。马克思认为，大卫·李嘉图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它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最美好的制度，是永恒的或人类终极的制度，它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在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中兜圈子。我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还是沿用马克思当年对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西方经济学的评价，认为20世纪甚至21世纪的西方经济学都是庸俗经济学。
认真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之后我们不难发现，19世纪30—90年代，这个阶段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它的主流经济学，确实是主要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其主要内容是庸俗的。我们只要看看萨伊的“三位一体”理论，马尔萨斯到维塞尔、庞巴维克的价值理论就知道。庞巴维克宣称他的理论已经摧毁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把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埋葬了。这就不是纯学术研究的问题了，这实际上是两种经济学的政治斗争。那个时期的西方经济学确实是以辩护为主的，甚至是诡辩，例如西尼尔把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说成工人劳动过程的“最后一小时”生产的。它为什么要辩护？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已经确立了，但是其基础还不牢固，还有被颠覆和被推翻的危险，因此需要巩固。我把这个时期叫作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时期。因此，作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代表，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要承担从理论上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的任务，他们害怕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矛盾和被另一种生产关系替代的可能性，因而回避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进行研究，并竭力为这种生产关系进行辩护。
我们注意到，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是把研究对象逐渐转移到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上去了，它们撇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探讨而只研究生产一般。这就使得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冲突和争论越来越少。这个阶段的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争论虽然还时有发生，但是和19世纪30—90年代相比，争论大为减少，它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的说法也不那么直截了当、不那么露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这是因为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逐渐巩固，不存在从内部被推翻、被颠覆的危险，当时的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也就是怎样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的问题，所以这个时期的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是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虽然到20世纪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也发生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但是这些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外部发生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发生的，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所以这些革命运动并没有改变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大体上说，自约翰·穆勒（john s.mill）以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流就逐渐离开对经济活动的生产关系的探讨，把研究重点放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上，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一般。现代（狭义）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确定下来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经济学原理》（1890年初版）一书中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这里所说的“人”只是一般经济活动中的“人”，而不是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在马歇尔看来，“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当罗宾斯（lionel robbins）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有各种选择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以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进行配置的科学”就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定义。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分配。”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把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归结为：（1）生产什么，生产多少？（2）如何生产？（3）为谁生产？（4）谁做出经济决策，依据什么程序？曼昆（n.gregory mankiw）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
所以，我认为，20世纪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假设前提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研究市场机制运行的一般原理。这个研究对象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差别。也许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研究资源配置，也研究市场机制运行。这个说法没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研究资源配置和市场机制运行，但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也是研究资源配置和市场运行的原理，而不是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及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那和西方经济学还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我们认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即狭义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经济的一般性问题或者基本问题的话，那么这些一般性的问题或基本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同样存在。市场经济，无论哪个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肯定有它的共性、一般性的问题，否则它就不叫市场经济。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个视角来看待西方经济学。
需要强调的是，我认为（狭义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一般，但我并不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一种没有国界、没有制度差异的普遍适用的市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根据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背景、历史、文化和经济条件得出来的，它有其特殊性，它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我认为，西方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意识形态和研究方法的综合体，是三位一体的。我们不能把西方经济学看作是像数学、天文学那样的纯科学。西方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理论表述中，在他们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中，不同程度地带有他们所在的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色彩，含有某种利益倾向，只是有些内容的意识形态色彩浓一些，有些内容的意识形态色彩淡一些，有些理论的利益倾向比较明显，有些则比较隐晦，当然也有不少内容是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和利益倾向的。我们不能说西方经济学的所有内容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西方经济学体系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综合体，但是这三部分内容不是平分秋色的，其主要内容和主要成分还是市场经济学原理和研究方法。
所以，我们在对西方经济学性质的认识上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只强调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把它看作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学；另一种偏向是把西方经济学仅仅看作是一种一般原理和方法，是一种普世真理，而不承认西方经济学含有意识形态成分。抱有前一种偏向的人自然就完全排斥西方经济学，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抱有后一种倾向的人必然就会直接搬用西方经济学，就会膜拜西方经济学。
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否认西方经济学含有意识形态色彩。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lloyd g.reynolds）在他的《经济学的三个世界》（1971）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西欧和美国培育出来的，尽管它渴望具有普遍性，它却带有这些地区所特有的制度和问题的印记。”美国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埃克伦德（robert b.ekelund, jr.）和罗伯特·赫伯特（robert f.hebert）在谈到经济学的性质时说：“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它研究人的行为，而不是研究自然界超脱的运行。”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艾克纳（alfreds.eichner）在谈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本质时明确地说：“新古典主义既是世界观，也是相应的方法论。”我们知道，正是新古典主义奠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调。
我们不能否认西方经济学含有意识形态色彩，但是我们又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含有意识形态不等于它的全部内容都是意识形态。
我国学术界长期流行着一种观点：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因为它不研究生产关系，只研究生产一般。
在我看来，研究生产关系是重要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性质，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决定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效率、水平和公平性，所以，生产关系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经济学是一个大家庭，由多个成员分支构成，这些成员分支应当是有分工的，不应要求所有的经济学分支都研究生产关系，不应认为凡是不研究生产关系的经济学分支都是庸俗经济学。
我们也不能说狭义的西方经济学一概不研究制度或生产关系，一概回避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研究。凯恩斯在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就说道：“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显著弊端是：第一，它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第二，它以无原则的和不公正的方式来对财富和收入加以分配。”“而失业问题，除了短暂的局势动荡时期以外，按照我的意见，还是不可避免地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凯恩斯的这两段话就涉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是不合理、不公正的，是无原则的，并且他认为这些弊端是不可避免地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凯恩斯这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是为了维护和拯救这种制度，而不是为了寻找替代这种制度的理论依据，这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目的不同。
总之，从发展的视角来看，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性质和主要成分应该再认识。不解决这个再认识的问题，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就很难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经济学，更谈不上如何正确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了。
要回答“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如何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的问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面临的、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今天，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再认识。
西方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也就是大概念和小概念之分。广义的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大家族，既包括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和各个流派，其中基础和核心的部分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又包括货币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分支，还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经济学流派。狭义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指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学主流学派。从广义的西方经济学来看，其中有一部分是研究生产关系的或者制度的，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政治经济学、法和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我们不能一概说西方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关系。
狭义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它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原理，我认为实际上是一门市场经济学，更确切地说，是一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从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开始，一代一代的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经济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理论阐释，使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跨越新阶段，不断出现新的经济问题和新的经济现象，从而刺激了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新陈代谢，推动了经济学流派的此起彼落。
研究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学主流学派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阐释的主要是市场机制运行的机理，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数量关系。
中国经济学界过去主流的看法是，西方经济学是一种庸俗经济学，因为马克思把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定为庸俗经济学。马克思认为，大卫·李嘉图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它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最美好的制度，是永恒的或人类终极的制度，它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在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中兜圈子。我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还是沿用马克思当年对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西方经济学的评价，认为20世纪甚至21世纪的西方经济学都是庸俗经济学。
认真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之后我们不难发现，19世纪30—90年代，这个阶段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它的主流经济学，确实是主要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其主要内容是庸俗的。我们只要看看萨伊的“三位一体”理论，马尔萨斯到维塞尔、庞巴维克的价值理论就知道。庞巴维克宣称他的理论已经摧毁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把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埋葬了。这就不是纯学术研究的问题了，这实际上是两种经济学的政治斗争。那个时期的西方经济学确实是以辩护为主的，甚至是诡辩，例如西尼尔把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说成工人劳动过程的“最后一小时”生产的。它为什么要辩护？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已经确立了，但是其基础还不牢固，还有被颠覆和被推翻的危险，因此需要巩固。我把这个时期叫作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时期。因此，作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代表，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要承担从理论上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的任务，他们害怕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矛盾和被另一种生产关系替代的可能性，因而回避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进行研究，并竭力为这种生产关系进行辩护。
我们注意到，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是把研究对象逐渐转移到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上去了，它们撇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探讨而只研究生产一般。这就使得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冲突和争论越来越少。这个阶段的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争论虽然还时有发生，但是和19世纪30—90年代相比，争论大为减少，它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的说法也不那么直截了当、不那么露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这是因为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逐渐巩固，不存在从内部被推翻、被颠覆的危险，当时的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也就是怎样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的问题，所以这个时期的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是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虽然到20世纪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也发生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但是这些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外部发生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发生的，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所以这些革命运动并没有改变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大体上说，自约翰·穆勒（john s.mill）以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流就逐渐离开对经济活动的生产关系的探讨，把研究重点放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上，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一般。现代（狭义）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确定下来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经济学原理》（1890年初版）一书中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这里所说的“人”只是一般经济活动中的“人”，而不是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在马歇尔看来，“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当罗宾斯（lionel robbins）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有各种选择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以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进行配置的科学”就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定义。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分配。”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把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归结为：（1）生产什么，生产多少？（2）如何生产？（3）为谁生产？（4）谁做出经济决策，依据什么程序？曼昆（n.gregory mankiw）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
所以，我认为，20世纪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假设前提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研究市场机制运行的一般原理。这个研究对象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差别。也许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研究资源配置，也研究市场机制运行。这个说法没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研究资源配置和市场机制运行，但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也是研究资源配置和市场运行的原理，而不是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及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那和西方经济学还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我们认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即狭义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经济的一般性问题或者基本问题的话，那么这些一般性的问题或基本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同样存在。市场经济，无论哪个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肯定有它的共性、一般性的问题，否则它就不叫市场经济。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个视角来看待西方经济学。
需要强调的是，我认为（狭义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一般，但我并不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一种没有国界、没有制度差异的普遍适用的市场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根据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背景、历史、文化和经济条件得出来的，它有其特殊性，它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我认为，西方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意识形态和研究方法的综合体，是三位一体的。我们不能把西方经济学看作是像数学、天文学那样的纯科学。西方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理论表述中，在他们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中，不同程度地带有他们所在的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色彩，含有某种利益倾向，只是有些内容的意识形态色彩浓一些，有些内容的意识形态色彩淡一些，有些理论的利益倾向比较明显，有些则比较隐晦，当然也有不少内容是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和利益倾向的。我们不能说西方经济学的所有内容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西方经济学体系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综合体，但是这三部分内容不是平分秋色的，其主要内容和主要成分还是市场经济学原理和研究方法。
所以，我们在对西方经济学性质的认识上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只强调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把它看作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学；另一种偏向是把西方经济学仅仅看作是一种一般原理和方法，是一种普世真理，而不承认西方经济学含有意识形态成分。抱有前一种偏向的人自然就完全排斥西方经济学，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抱有后一种倾向的人必然就会直接搬用西方经济学，就会膜拜西方经济学。
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否认西方经济学含有意识形态色彩。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lloyd g.reynolds）在他的《经济学的三个世界》（1971）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西欧和美国培育出来的，尽管它渴望具有普遍性，它却带有这些地区所特有的制度和问题的印记。”美国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埃克伦德（robert b.ekelund, jr.）和罗伯特·赫伯特（robert f.hebert）在谈到经济学的性质时说：“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它研究人的行为，而不是研究自然界超脱的运行。”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艾克纳（alfreds.eichner）在谈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本质时明确地说：“新古典主义既是世界观，也是相应的方法论。”我们知道，正是新古典主义奠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调。
我们不能否认西方经济学含有意识形态色彩，但是我们又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含有意识形态不等于它的全部内容都是意识形态。
我国学术界长期流行着一种观点：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因为它不研究生产关系，只研究生产一般。
在我看来，研究生产关系是重要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性质，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决定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效率、水平和公平性，所以，生产关系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经济学是一个大家庭，由多个成员分支构成，这些成员分支应当是有分工的，不应要求所有的经济学分支都研究生产关系，不应认为凡是不研究生产关系的经济学分支都是庸俗经济学。
我们也不能说狭义的西方经济学一概不研究制度或生产关系，一概回避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研究。凯恩斯在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就说道：“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显著弊端是：第一，它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第二，它以无原则的和不公正的方式来对财富和收入加以分配。”“而失业问题，除了短暂的局势动荡时期以外，按照我的意见，还是不可避免地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凯恩斯的这两段话就涉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是不合理、不公正的，是无原则的，并且他认为这些弊端是不可避免地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凯恩斯这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是为了维护和拯救这种制度，而不是为了寻找替代这种制度的理论依据，这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目的不同。
总之，从发展的视角来看，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性质和主要成分应该再认识。不解决这个再认识的问题，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就很难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经济学，更谈不上如何正确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了。